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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城市與紅色革命

2016-06-02 來源:東方早報 作者:熊月之

  如果政黨也有籍貫的話,中共的籍貫便是上海。興業路上那座青磚白縫的石庫門房子,便是她呱呱墜地的產房。從1921年至1949年,中共舉行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三次在上海,另有八次中央會議在上海召開。28年間,中央領導機關有三分之一以上時間設在上海。中共眾多領導人,陳獨秀、瞿秋白、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陳云、鄧小平等,都曾在這里工作和生活。中國工人運動的搖籃、與共產國際聯系的據點、左翼文化的基地、統一戰線的堡壘,都在這里。特別是諸多著名紅色書刊的出版與文藝作品的發表也無一不在上海。

  上海之所以能起到如此巨大的作用、擁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是與她碩大的城市體量、便捷的交通與通信網絡、奇特的政治格局、開放的文化氛圍、復雜的社會結構等特點密切聯系在一起的,與共產黨人對這座城市特點的認識與利用是分不開的。

  碩大的城市體量

  上海所在的長三角地區,自晚唐以后,就是中國最宜居地區。四季分明,雨水充沛,土地肥沃,經濟發達,文化繁榮,人才薈萃。這種情況到明清兩代尤為明顯。相應的,科舉人才、文學人才、科技人才、藝術人才也都特別多。

  上海自1843年開辟為通商口岸以后,由于多種因素的綜合作用,人口快速增長,到1900年,已是超過百萬人口的中國第一大城市。1919年,中國1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有69個。這時,上海人口為240萬,比第二名廣州(160萬)多80萬,比第三名天津(90萬)多150萬,差不多是北京(85萬)的三倍。到了1947年,中國前四大城市人口依次是:上海人口430萬,天津171萬,北平167萬,南京103萬。

  近代上海城市面積不斷擴大。開埠以前,上海城廂內外市區面積約30平方公里。開埠以后,一方面租界自成市面,不斷擴張,華界亦在閘北、滬西、江灣等地拓展。到1936年,市區面積已有673平方公里,比北平(533)大100多平方公里,比南京(450)大200多平方公里。

  上海城市體量碩大,突出體現在經濟方面。近代上海工業產值通常占全國60%以上,外貿額通常占40%左右,金融業占全國80%左右,新聞業、出版業占全國半壁江山以上。抗日戰爭前夕,除東三省外,外國對華出口貿易和商業總額有81.2%集中在上海,銀行投資的79.2%、工業投資的67.1%、房地產的76.8%,均集中在上海, 1936年,上海對各通商口岸貿易總值,占全國75.2%,1940年比重上升到88%。這些數字均值得細細品味。

  中共早期領導的政治斗爭,是以廣大工人階級為社會基礎的。上海工人階級隊伍龐大,這是中國共產黨以上海為革命基地的根本原因。

  鴉片戰爭后,列強陸續在上海開設工廠。在外商經營的船廠、繅絲廠、紗廠、煙廠及電燈、電車、自來水等企業中,產生了中國第一批產業工人。19世紀60年代以后,清政府在上海陸續創辦江南制造局、輪船招商局、電報局、機器織布局等機構,民間資本自主經營的面粉廠、機器印刷廠等也陸續興辦,又涌現出了大量的產業工人。到1894年,上海已有產業工人三萬多人,占同期全國工人將近一半。

  《馬關條約》簽訂后,列強取得在華設廠、進行資本輸出的更多特權。在19、20世紀之交,上海是外資最為集中的地方。1901年以后,清政府實行新政,獎勵工商,民間資本在滬投資設廠也相當活躍。從1895年到1911年的十余年間,外資在上海開設的企業,開辦資本在10萬元以上的就有41家,華商在上海開辦工廠66家。民國建立以后,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列強減少了對中國的商品輸出,民族資本在上海迅速發展,工廠開辦數逐年增加,外資企業也有較快發展,從1913年至1919年,上海11家重要外資企業的資本總額增長了83.94%。

  工廠的增多,生產規模的擴大,導致工人數量劇增。據《新青年》調查,1919年上海有各類工廠2291家,工人18萬多人。上海從事交通運輸業的工人也有近12萬人。兩者相加已達30萬人。上海還有手工業工人21萬;服務業工人3000多,有店員10萬。此外,還存在沒有確切數據、但數量相當可觀的都市雜工,包括碼頭工、清道夫、人力車夫等。綜合而言,到中共成立以前,在全國,上海已是工人階級最集中的城市;在上海,工人階級已是城市中最大的群體。

  城市體量大,人口多,經濟發達,工人階級集中,這些因素為共產黨的活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與堅實的基礎。1925年的五卅運動中,上海參與罷工的工人有20多萬,加上商人罷市,學生罷課,運動持續四個多月,這才造成席卷中國、震動世界的重大事件。到1927年四一二政變以前,上海共產黨員達8000人,上海總工會領導的會員達82萬人。這種規模,在當時中國,只有上海這樣的城市才能達到。

  便捷的交通與通信網絡

  上海地處中國大陸海岸線中點,萬里長江出海口。通過海運和江運,她將沿海與沿江聯系起來。

  水路方面,到20世紀初,上海已形成內河、長江、沿海和外洋四大航運系統,出入上海的輪船和噸位都占全國總數的五分之一以上。20世紀20年代初,由上海開往歐、美、日各主要港口的定期客輪,每條航線都有好幾家輪船公司經營。1931年,上海港進出口船舶噸位名列世界第七。從國內航運線路看,1921年,在上海登記的內港船只已有300多艘,航線遠則北至天津,南至廣州,西至重慶,近則長三角各內河港口,無處不通。

  鐵路方面,滬寧、滬杭鐵路,分別于1908年、1909年通車,這兩條鐵路干線連通江浙,進而與全國鐵路網相連。

  航空方面,上海聯結國內外各大城市的航空線路于1929年以后開通。20世紀30年代,中國三大航空公司,即中國航空公司、歐亞航空公司與西南航空公司,航站焦點均集中于上海。到抗戰前夕,中航、歐亞兩大公司,已在全國各地擁有56個機場,有國內航線6條,國際航線3條。

  市內交通方面,晚清上海已有人力車、馬車、有軌電車、出租汽車等交通工具。到了民國時期,又增加無軌電車、機動渡輪、雙層公共汽車。1935年有各種公交車輛近800輛。1933年有出租汽車行95家,有出租汽車近千輛。可以說,到了20世紀30年代,適應不同階層、不同距離、不同需要的市內交通工具應有盡有。

  郵電方面,民國時期,上海郵路可與全國各地相連接。國內的郵差線經上海可聯郵世界各國。英國、法國、德國、美國、日本、帝俄等在上海均設有郵局。

  上海的國際國內通訊聯系均極便捷。電報方面,到19世紀末,上海國際電報北可以經日本與俄羅斯通報,南可以經香港與歐美各國通報,國內通報更是四通八達。電話方面,1918年,租界內已有電話用戶8207戶,1928年發展到27217戶。1934年,上海電話局有局所7個,南市、閘北兩個分局均實現電話自動化。長途電話方面,1923年開通上海至南翔的市郊長途電話,1926年開通上海至吳淞、蘇州、無錫三地的長途電話,至抗日戰爭前夕,上海電話可通達國內城鎮470多處。1936年,國際電臺開通上海至東京的國際無線電話電路,上海開始出現國際電話。1937年,開通滬港和中美長途電話電路。至抗戰前夕,上海已確立其全國郵電通信網中心,特別是國際通信樞紐地位。

  便捷的交通與通信網絡,對于中共領導的政治斗爭至關重要,中共中央與各地黨組織之間,與共產國際之間,都必須保持密切而通暢的聯系。在上海活動的許多領導人,如周恩來、李立三、劉少奇、陳賡、陳毅、彭湃、楊殷、惲代英等活動地點,都在各地流動。在上海城市內,中共組織在大部分時間里處于秘密狀態,黨員的住處時常變換,聯絡地點時常變換,聯系方式時常變換。在這種狀態下,沒有便捷的交通與通信網絡,是很難想象的。

  奇特的政治格局

  上海在1843年開埠,1845年設立英租界,后來又設立美租界、法租界,再后來英美租界合并為公共租界。由于各種復雜的歷史原因,租界成為事實上的“國中之國”,無論是清政府、北洋政府,還是南京國民政府,都無法對租界實施直接的管轄權。

  這樣,上海就形成了一市三治四界的特殊格局。所謂“一市”,指一個大城市上海;所謂“三治”,指上海分為三個區域,有三個城市管理機構,三個司法體系,三個警察局,三個公共交通系統;所謂四界,指兩租界各為一區域,華界又分為南市與閘北兩個區域,中間隔著兩個租界。這四個區域在市政設施、居住條件、建筑風格方面有明顯差異,人口素質、文化教育、社會管理方面也有所不同。無論是在公共租界還是法租界,中國地方官員均不能隨意入內捕人。租界巡捕章程寫道:

  或奉法租界官員之命,或奉會審衙門之命,或奉其他華官之命,而無合例之牌票,或不協同巡捕拘人者,皆為違章拘人。一經查出,巡捕立即將違章之員役,拘獲請懲。

  按:華官欲在租界拘人,必先有正式公文,經由領事簽字。

  按:租界匿有要犯,須由華官移文西官,始飭捕房派探協拿。俟初審明確,方可移解。若遇該犯于途,可即喚捕拘拿,同至捕房報告,候其解送法院。若竟私自扭送,雖喚捕同拘,亦與亂捉人者無異,自身反被管押審訊。[作者注:《公共租界巡捕房職務章程》,《增訂上海指南》(1930年),商務印書館1930年出版,《稀見上海史志資料叢書》第5冊,第53頁。上海書店出版社2012年出版]

  這樣,在華界與公共租界、華界與法租界之間、公共租界與法租界之間,就出現了城市管理的一道道縫隙。這也使得上海在中國大一統格局中,成為一道特殊的縫隙,既是物理意義上的縫隙,更是制度意義上的縫隙。

  這道縫隙很小,但是作用很大,影響很大。一些不滿意當局統治的持不同政見者,早見及此并充分利用這些縫隙。

  戊戌政變以后,遭到清政府通緝的康有為在上海租界的庇護下逃往香港,然后逃到國外;住在上海的維新派黃遵憲,在上海租界當局的干預下,未遭清政府逮捕,然后返回廣東老家;1903年,章太炎、鄒容公開發表書籍和文章,鼓吹推翻清朝政府,租界當局雖然同意清政府的查辦要求,但堅持在租界審理,不予引渡,最后通過額外公堂,分別判處監禁三年與二年,如果不是在租界,肯定會被殺頭。蔡元培、吳稚暉、于右任等都有效地利用上海這道縫隙,進行反清革命活動。民國初年,很多前清遺老利用這道縫隙,不承認民國政權,住在上海,拖著長辮子,進行反對共和的活動。

  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成立后,充分利用了這道縫隙。中共一大、二大、四大會址,均選擇上海三界四方控制的縫隙地段。一大會址望志路(今興業路),在法租界老區的邊緣地帶,房屋新造不久,南面不遠即為農田。二大會址南成都路輔德里625號(今老成都北路7弄30號),地處公共租界最南部,緊靠法租界,是典型的兩租界交界的縫隙地帶。四大會址,選在閘北淞滬鐵路附近、北四川路西的華界與租界毗鄰之地,這里很少有租界巡捕,中國警察也不能在這個地區巡邏,一旦發生異常情況,可以立即撤往租界。

  從1921年至1949年,上海司法系統發生多次變化。1926年以前,上海兩租界都有會審公廨存在。1927年,中國收回上海公共租界會審公廨,設立臨時法院,1930年改為江蘇上海第一特區地方法院。1931年,法租界會審公廨改為江蘇第二特區地方法院。

  在會審公廨階段與臨時法院階段,兩租界審案,均有外國領事陪審,相對講究法律程序和依法辦案。這對于中共領導的政治斗爭,提供了一個緩沖地帶,不少時候,可以通過司法途徑進行政治斗爭。陳獨秀在1921年10月、1922年8月,兩次被上海法租界當局拘捕,理由都是宣傳“過激主義”,經有關方面斡旋,分別罰洋100元、400元了事。他第一次被關了22天,第二次被關了5天,出獄后,還是在法租界活動。1929年11月,任弼時被捕后,在法庭上堅稱自己叫彭德生,江西人(實際是湖南人),無業,最后被以所謂“危害國家安全罪”判處40天,后減刑釋放。1931年,關向應被捕后,自稱李世珍,職業教員,是從東北來上海探親訪友的,現在被抓實屬無辜和冤枉。后經組織營救,關向應被無罪釋放。當然,更多時候,租界與國民黨當局沆瀣一氣,將被捕人員直接引渡給國民黨當局,胡也頻、柔石等左聯作家與何孟雄、林育南等共產黨員共23人,就是被租界與國民黨當局聯手逮捕的。

  開放的文化氛圍

  近代上海是西方文化輸入中國的最大窗口。無論是器物文化、制度文化還是精神文化,大半先傳入上海,然后傳播到其他通商口岸和中國內地。

  以馬克思主義傳播而論,1898年,廣學會出版的《泰西民法志》,就述及馬克思、恩格斯的學說。1899年,《萬國公報》發表的《大同學》,述及歐洲社會主義流派與馬克思學說。這些都是馬克思主義學說在中國最早傳播的記錄。到20世紀初年,這類傳播數量更多,內容更豐富。

  從19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洋務思潮,90年代的維新思潮,20世紀初年的革命思潮,上海都是醞釀與傳播重鎮。民國初年的新文化運動中,《新青年》是在上海創辦的,在北京大學高舉新文化大旗的蔡元培、陳獨秀、胡適、馬敘倫等,都是清末上海有名的新派人物。新文化運動鼓吹的個性解放、婦女解放、批判孔教、白話文,在清末上海都已發軔,或已頗有聲勢。民國初年的上海,繼續保持這種在新思想、新文化方面領導潮流的地位。1919年五四運動以后,陳獨秀南下上海,上海更成為中國傳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集中地。1920年,聯共(布)外交人民委員部遠東事務全權代表、第三國際東亞書記處臨時執行局主席維連斯基在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報告中就說:“上海是中國共產主義出版事業的主要中心。在這里,東亞書記處擁有許多報刊,我們有《上海生活》,中文報紙《周報》、《社會日報》,雜志《新青年》(月刊,由北京大學教授陳獨秀博士出版)、《新中國》等。”[作者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文:《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第41頁]

  正是由于這么開放的文化氛圍,上海才能聚集那么多進步文化人才,出版那么多宣傳共產主義、宣傳民主革命的書刊與文藝作品。從建黨初期的《新青年》、《共產黨》,中共早期創辦的日報《熱血日報》、《紅旗日報》,頂著白色恐怖面世的《前哨》,宣傳抗日救亡的《大眾生活》,到解放前夕出版的《新少年報》、《文萃》;從馬恩原著譯本《共產黨宣言》、《資本論》、《反杜林論》,到進步讀物《大眾哲學》、《西行漫記》、《魯迅全集》與《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從《國際歌》翻譯、《大刀進行曲》與《義勇軍進行曲》創作,無一不在這里。

  如果說,革命勝利靠兩桿子,槍桿子與筆桿子,那么,筆桿子的一大半在上海。

  復雜的社會結構

  華洋混處、五方雜處是近代上海社會結構重要特點。

  上海租界自1854年以后,即處于華洋混處狀態。上海外國人口,1915年超過2萬,1925年超過3萬,1931年超過6萬人,此后幾年保持在六七萬之間,其中大部分為歐美人。1937年八一三事變以后,大批日本人涌來,上海外僑總數迅速膨脹,1942年達到高峰,超過15萬人。這些外僑國籍,最多的時候達58個,包括英、美、法、德、日、俄、印度、葡萄牙、意大利等。二次大戰結束后,盡管日僑、西方僑民大批回國,但上海外僑數量依然相當可觀,到1949年底還有近3萬人。近代上海,是中外混處程度很高的社會。

  共產黨領導的政治斗爭,一個重要特點,是與國際人士有廣泛的聯系,包括共產國際、歐美進步人士。維經斯基、馬林、斯諾、史沫特萊等人,能夠比較自如地進出上海、生活在上海,很大程度上由于華洋混處。

  1927年8月,宋慶齡秘密前往莫斯科,其手續由美國友人、英文報紙《人民論壇報》的主編普羅梅幫助辦理,也是在普羅梅的護送下離開上海的。

  離開的情形:(1927年8月22日)是日早上3時30分,宋慶齡由雷娜·普羅梅陪同,悄悄地離開莫利愛路寓所,乘上預先停在路旁的一輛蘇聯總領事館的汽車。她們與陳友仁及其兩個女兒和武漢國民政府外交部秘書長吳之椿在黃浦江邊兩個不同的地方分別乘上兩艘機動舢板,轉駁到蘇聯貨船上。一起上船的還有一個俄國人。

  美國人、蘇聯人、中國人、外交官、汽車、機動舢板諸多元素集合在一起,這在其他城市是很難想象的。

  最能突顯華洋混處給共產黨領導的政治活動帶來方便的,是牛蘭夫婦案件與左爾格情報網的建立。

  牛蘭是俄國十月革命時攻打冬宮的指揮官,1928年被共產國際派到上海,秘密建立共產國際聯絡部中國聯絡站。為便于開展活動,牛蘭夫婦持有多國護照。他以“大都會貿易公司”等3家公司的老板身份做掩護,登記了8個信箱、7個電報掛號,租用了10處住所。共產國際通過秘密渠道,將援助亞洲各國黨的資金匯入該公司。據記載,1930年8月到1931年6月,援助中國共產黨的資金平均每月達2.5萬美元。1931年6月,牛蘭夫婦被公共租界警務處逮捕,后被引渡到南京。由于宋慶齡、魯迅、高爾基、羅曼·羅蘭、愛因斯坦等眾多國際著名人士公開聲援,牛蘭被判處無期徒刑,沒有被處死, 1937年12月日軍占領南京前夕逃出監獄,在上海生活兩年,然后回到了蘇聯。

  作為國際紅色間諜,左爾格于1930年來到上海,很快建立起一個諜報網,其成員包括軍事顧問、無線電報務員、電報譯碼員、攝影師、作家、學者,有德國人、波蘭人、美國人、俄國人、愛沙尼亞人、日本人與中國人。到1932年8月,左爾格在中國的情報網已發展到近百人,共發回莫斯科597份急電,其中有335份直接通報給了中國工農紅軍或中華蘇維埃政府。

  正因為華洋混處的奇特格局,上海才能產生像中西功與西里龍夫這樣特殊的紅色間諜。他們二人都是日本人,都在上海的日本學校東亞同文書院接受教育,受到共產黨人影響,加入共產黨,成為左爾格領導下的國際紅色間諜網中的骨干,為反法西斯斗爭做出了重要貢獻。

  近代上海移民通常占總人口80%左右。這些移民來自全國各地,內以江蘇、浙江、廣東、安徽、山東、湖北、福建、河南、江西和湖南諸省為多。這樣高比例、多來源的移民人口,為外地文化在上海立足、發展提供了難得的土壤。從晚清到民國,上海會館公所的數量,少的時候有五六十個,多的時候有二三百個,為各地移民提供安排住宿、介紹工作、排解糾紛、防病治病、購置棺材、聯絡鄉誼等服務,有的還提供從小學到中學的教育。

  近代上海沒有嚴格的戶口管理。清末地方自治時,上海參事會下設戶政科,戶政科下設戶籍、地產、收捐三科,但戶籍管理方面沒能實際發揮作用。北洋政府時期,上海先后于1920、1924、1925年進行過戶籍調查,但不全面,也不精確。南京國民政府時期,1928年,上海進行過比較全面、細致的調查,但僅是調查而已。汪偽時期,1938年進行戶口復查,1939年實行保甲制度,頒發市民證、居住證。1943年以后,因物資供應緊張,實行糧食配給,上海戶口才開始與經濟利益掛鉤。1946年以后,上海重新實行保甲制度,發放國民身份證,并按證配給糧食。但是,對于來滬人口仍然沒有限制,平時也沒有警察上門查戶口的制度。

  五方雜處,不查戶口,使得近代上海社會更具有異質性、匿名性與流動性等特點,為中共領導的秘密斗爭提供了比較理想的場所。

  1923年,毛澤東在上海,住在閘北香山路公興路口的三曾里(今象山路公興路口)中央辦公處。他在這里住了近3個月,對外以“報關行”職業為掩護。這所房子住了3戶人家,即毛澤東、楊開慧夫婦和孩子,蔡和森、向警予夫婦和孩子,還有羅章龍一家。三戶人家都是湖南人。這是當時上海通行的散中有聚的居住方式,即來自同一地方的人習慣于集中居住同一個地段或同一幢房子里。

  以打麻將的名義舉行會議,是陳獨秀進行地下活動的慣用方式。鄭超麟回憶:

  (陳獨秀等人)常開會的地方是寶山路南邊某同志家里,大多夜里開會。有一夜,向警予說,很晚才開完會出來:弄堂里,獨秀一面走,一面說:“他那個三番沒有和成,真可惜,已經聽張了,七束一定有,但總不出來……”直到看弄堂的開了鐵門放我們出去之后,他才不談牌經了。[作者注:鄭超麟,《鄭超麟回憶錄》(上),東方出版社2004年,第221頁]

  城市空間大,人口高度密集,居民相互之間比較陌生,為時常變換身份、轉換住處、進行隱蔽的斗爭提供了便利。1927年四一二政變以后,中共在上海的地下活動曾規定一條原則,即機關社會化,黨的各級機關都以商店、住家、醫院、寫字間等形式出現,住留機關和來往機關人的穿著、語言、活動等,必須符合公開身份的要求。住家要夫妻二人,進進出出的人也不能太多,商店來往的人可多些,與國際接頭的機關是古董店,外國人來往不易引起懷疑。周恩來、向忠發的公開身份都曾是古玩商;鄧小平的公開身份曾是商店經理,在浙江路清河坊開設一家煙紙店。毛澤民、錢之光等領導的中共秘密印刷廠,從1931年春到1932年冬,更換了5個地方。

  那時,中共中央政治局秘密機關設在云南路447號(今云南中路171-173號),就在繁鬧的天蟾舞臺后面,樓下是一家生黎醫院,樓上掛著“福興字莊”的牌子。這個機關是1927年冬或1928年初建立的,作為中央常委開會的地方。字莊老板叫熊瑾玎,老板娘名叫朱端綬,都是長沙人。兩人原為假扮夫妻,后來假戲真做,結為夫妻。機關設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這里舉行過很多次會議,周恩來、瞿秋白、李立三、李維漢、鄧小平、鄧穎超、陳賡等領導人經常來這里研究工作。李維漢回憶:

  那時,開會的同志從天蟾舞臺西側云南路的一個樓梯上去,就可以直到開會的房間。房間內朝西的窗下有一張小桌子,開會時,小平就在小桌子上記錄。這個機關從建立起一直到1931年1月六屆四中全會以后,都沒有遭到破壞。后來,大概由于1931年4月顧順章被捕叛變,中央才放棄了這個機關。

  在上海這樣極其復雜的社會里,親情、鄉情、友情、黨情、民族情與各種利益時常交織在一起。這也為中共秘密斗爭提供了方便。

  1929年8月,身為中央紅四軍前委書記的陳毅到上海,向黨中央匯報工作,藉以掩護的有兩個人,一是他的兄長陳孟熙,時任上海警備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二是他的一位堂兄陳修和,時任上海龍華兵工廠指導員兼政治部代主任。他們二位給陳毅趕制了一套西裝,搞到了一枚兵工廠的徽章。當陳毅與周恩來在新都旅社談話時,陳修和、陳孟熙就在外間下棋作掩護。身為國民黨官員的陳孟熙與陳修和,當然明白陳毅的政治身份,但在這時,親情勝過了黨情。

  最富有傳奇色彩的是楊登瀛。楊為廣東香山人,早年留學日本,1919年到上海,1924年加入國民黨,大革命時期為國民黨左派,與中共人士關系密切,在五卅運動中結識同鄉楊劍虹,成為莫逆。日后,楊劍虹成為陳立夫親信,楊登瀛得以與陳立夫熟識。1928年,陳立夫負責國民黨中統特務機關,楊登瀛成為中統駐上海特派員。楊登瀛有一好友陳養山,是共產黨員。通過陳的關系,陳賡與楊登瀛建立了聯系。楊雖為國民黨關鍵部門官員,但思想上與國民黨有一定距離。于是,通過楊的關系,中共黨員錢壯飛打入了中統內部,成了中統特務頭子徐恩曾的機要秘書,為中共先后獲得了何家興、郝稚華夫婦叛變,戴冰石叛變,白鑫叛變,陳慰年叛變,黃第洪叛變的信息。這一系列關鍵時刻的關鍵信息,為中共獲取國民黨重要情報、懲處內奸,做出了重大貢獻。

  中共對杜月笙的利用,也很能反映上海社會錯綜復雜的特點。杜月笙在1927年四一二政變時,站在國民黨蔣介石一邊,參與鎮壓共產黨。但是,他的私人顧問楊度,又是共產黨員。楊度先前是籌安會六君子之一,但在白色恐怖時代加入了共產黨。杜月笙慕他之名,聘他為顧問,每月送銀五百元,贈以洋房。楊度利用這層關系,為共產黨獲取了不少很有價值的情報。抗日戰爭時期,杜月笙為抗戰做了許多貢獻,也為新四軍提供了一些幫助。他曾協助新四軍建立數條地下交通線,為新四軍運送了大量軍用物資。他與黃炎培為同鄉、至交。黃炎培參加過許多進步政治活動,為蔣介石所忌恨。1947年,國民黨特務準備對黃下毒手,事為杜月笙所悉,通報于黃,黃躲過一劫。

  至于潘漢年善于與多方面人物周旋、利用多方面關系進行隱蔽戰線的斗爭,已為人們所熟知,茲不贅述。

  像楊登瀛、杜月笙、潘漢年這樣具有多方面豐沛人脈、近似于路路通的人物,在上海絕非個別。這正是上海復雜社會結構的產物。人是復雜的,也是可變的,尤其是在風云變幻的時代,上海這樣千奇百怪的社會,共產黨人明白這點,也盡可能地利用了這點。

  共產黨的自覺利用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上海城市的這些特點,對于中共及其領導的政治斗爭的意義,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自始至終都有清楚的認識,并加以自覺地利用。

  從1921年至1927年,中共中央駐地曾在上海、北京、廣州、武漢之間幾度遷徙。每次遷徙,都是從當時城市特點、斗爭形勢出發的。

  對于每次遷徙,中共主要領導人與共產國際代表都有討論。

  從討論的意見看,主張中央機關駐留上海的,主要出于以下一些考慮:上海作為國際大都市,有相對自由的華洋雜處的租界,外國人比較容易出入;上海有特殊的交通和通信條件,便于與各國和中國各地聯絡;上海是中國工業中心,是無產階級最集中的地方;上海是中國出版業最發達的城市,有利于傳播馬克思主義;上海有許多帶有社會主義性質的組織,學生與工人有集會的傳統,在那里可以從事公開的宣傳活動。

  基于這些考慮,上海成為中共中央首選駐地。也是基于這樣的考慮,共產國際在此前已將上海看做遠東革命中心。1920年5月,剛成立不久的國產國際便在上海成立東亞書記處,下設中國、朝鮮與日本三個分部。

  此后,出于斗爭形勢的需要,中共中央駐地曾短暫地遷往北京、廣州、武漢,但很快又遷回上海。

  在討論是廣州還是上海更為合適時,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與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部遠東局局長維經斯基意見就很不一致。馬林認為廣州合適,維經斯基不以為然,他說:“我不能想象,中央將如何從廣州領導運動,廣州與上海、漢口和北京沒有鐵路交通,而通過海路到上海大約需要走5天時間。建立書面聯系也是相當困難的。”經過討論,中央委員會認為,“寧愿在上海處于非法地位,也不愿在廣州公開活動,因為上海的運動意義更加重要”。[作者注:盧毅,《中共中央早期駐地的變遷》,《百年潮》2012年第12期]

  近代上海是各種政治勢力都極端重視、極力爭奪、盡量利用的地方。

  中國共產黨在1921年至1949年的28年中,不同階段與上海的關系不同,但一以貫之的是極端重視、極力爭奪、盡量利用,能爭奪時盡力爭奪(如三次武裝起義),爭奪不到,則盡量利用。上海對于共產黨來說,不同階段所起作用不盡相同,前12年的重要性自不用說, 1933年以后,盡管中共中央機關遷離了上海,但上海仍然是中共進行地下活動的最重要城市,是工人運動的最大基地,是革命文化活動的中心,是中共沖破國民黨封鎖、向世界宣傳自己的窗口,是抗日救亡運動的中心城市,是各民主階層愛國民主運動的堅強堡壘。

  比如,毛澤東的三個兒子,是1931年楊開慧逝世以后由地下黨從長沙帶到上海,安排在大同幼稚園的。后來,毛岸龍病逝,岸英、岸青于1936年被輾轉帶到莫斯科。紅軍到達陜北以后,共產國際援助的巨款,是通過上海,然后轉運到延安的。共產國際匯來的是美元,美元在中國內地不能流通。中共中央派毛澤民等人到上海,在泥城橋附近辦了一家申莊貨棧,將援款通過買公債、股票等方式,再分批換成通用貨幣,或輾轉帶到陜北,或購買紅軍急需的物資。紅軍用的通信設備、印刷器材,也主要是通過上海采辦的。這些都是共產黨人了解上海城市特點、自覺利用這些特點進行斗爭的典型。

  鄧穎超回憶說:“我們在上海,經常搬家,有的地方住半個月,有的地方住一個月,有的長一點,但住一年就了不起了。每住一處,改用一個名字。名字隨我們起,二房東只要給錢就行。”最后一句話“名字隨我們起,二房東只要給錢就行”,很實在,生動說明上海社會的廣闊性、異質性、陌生性對于秘密工作帶來的便利性,也說明共產黨人對上海城市這些特點的利用得心應手。

  中國共產黨是通過農村包圍城市取得革命勝利的,但是,取得勝利的許多必要條件并不是農村能夠提供的,諸如進行革命輿論宣傳的新型媒介(報紙、雜志、廣播電臺、出版社),軍隊與軍隊之間、城市與城市之間、中國與外國之間的新式通信設備(無線電臺),現代藥品與醫療設備,國際貨幣的兌換。這些方面,中共都通過自己的努力,在上海(也包括天津等城市)獲得了成功。

  革命總是在統治力量相對薄弱的地方容易發生和取得成功。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閩浙贛革命根據地、陜甘寧抗日根據地,都是地處兩省或三省交界地區,都是統治力量相對薄弱地區,也可以說,都是國民黨統治的縫隙地帶。共產黨在這些地區發展自己,進行斗爭,就是利用了國民黨統治力量不平衡性造成的縫隙效應。這與共產黨特別重視上海、利用上海城市的縫隙效應,出于同一原理。在這個意義上,上海——瑞金——延安,一脈相承。

  但是,上海與那些根據地又有所不同,她能夠提供紅色政權所必需的、而農村根據地所不能提供的上文所述的特有戰略資源與關鍵情報。因此,上海對于中共領導的革命斗爭,其重要性是唯一的,也是不可替代的。

  (作者系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復旦大學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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