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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之源:中國共產黨在上海開創的若干第一

2016-06-30 來源:解放日報 作者:李憶廬

  上海,具有深厚的革命歷史傳統,其紅色基因滲透在繁華都市的血脈深處。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后,早期共產主義者開展了有聲有色的初期革命活動。上海誕生了中國革命史上的許多“第一”:中國的第一個共產黨組織——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中國的第一個社會主義青年團組織——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工人運動的第一個總機關——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所培養婦女干部的學校——平民女校。從這里走出一批早期青年、婦女和工人運動的革命骨干,上海無愧是培養革命志士的搖籃,中國革命的紅色之源。

  民主革命時期,上海創造了多個“紅色第一”,這不是曇花一現的偶然,而是石破驚天的歷史的必然選擇。近代上海獨特的區位優勢、華洋雜居的政治格局,中西交融的多元文化,孕育和鑄就了中國共產黨紅色起點的輝煌。

  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

  1920年2月19日,已到農歷新年除夕,上海弄堂的空氣中彌漫著食物與煙火的混合氣味。那天下午,陳獨秀卻孤身一人,悄然走進坐北朝南雙開間的兩層石庫門樓房——法租界環龍路老漁陽里2號。1919年6月,他因在北京新世界散發《北京市民宣言》的傳單而被捕,在各界聲援下,方于9月出獄。回首往昔,展望新年,陳獨秀內心的馬克思主義信仰愈益堅定。此時,上海云集了陳獨秀、陳望道、李達、李漢俊、沈雁冰等一批立志革新的知識領袖。在歷史的峰回路轉間,這批先賢開創了中國革命的上海特色。

  由于上海的“一舉一動可以影響全國”,這里成了追求進步的青年最向往的地區之一,許多年輕人脫離家庭和學校,到上海尋找進步出路。領導浙江一師學潮的俞秀松便是其中進步青年的代表。在北京大學旁聽期間,經李大釗推薦,1920年3月,21歲的俞秀松來到上海《星期評論》社(李漢俊主辦)工作。

  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時,俞秀松是黨組織中最年輕的成員之一。在黨組織籌建期間,陳獨秀提議可以參照蘇俄少年共產黨的模式,“組織一個社會主義青年團,作為中共的后備軍,或可說是共產主義預備學校”。8月22日,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正式成立。團員有俞秀松、施存統、沈玄廬、陳望道、李漢俊、葉天底、袁振英、金家鳳等8人。受陳獨秀的委托,俞秀松擔任書記,他是中國團組織主要創建人之一。團的機關設在新漁陽里6號(今淮海中路567弄6號)。

  青年團成立初始就和共產黨的事業休戚與共。當時共產黨是秘密組織,青年團是共產黨的半公開組織。新漁陽里6號是青年團所在地,老漁陽里2號是黨部所在地。大家稱黨為本校,稱團為預校,黨的許多活動以團的名義開展,許多黨員保留著團籍,同時參加黨、團組織的活動;許多會議與革命活動是黨、團聯合舉行的;在團和黨的關系上,團接受黨的領導。這也奠定了青年團緊跟共產黨,成為黨的忠實助手的良好基礎。

  上海的共青團組織建立后,俞秀松還撰寫了社會主義青年團章程,并將章程寄給各地共產主義者,建議各地建團。不久,李大釗開始在北京籌建社會主義青年團,最早的團員有鄧中夏、何孟雄、張國燾、劉仁靜等人。1920年10月底,毛澤東在長沙成立團組織,新民學會的郭亮、夏曦、羅學瓚、肖述凡等人是最早的團員。在建團初期,年輕的毛澤東就非常重視團員的政治質量。1920年長沙第一師范學生張文亮的日記曾記載:“十一月二十一日,會見毛澤東(在通俗館),囑此時青年團宜注意找真同志;只宜從緩,不可急進。”

  在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倡導下,北京、武漢、長沙、廣州、天津等地陸續建立了團組織,團員發展到1000多人。在此基礎上,1921年4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建團過程中,上海團組織客觀上起到了發起與指導的核心作用。1921年11月,重新制定團的臨時章程規定:“正式中央機關未組成時,以上海機關代理中央職權。”

  為了掩護革命活動,培養干部和輸送優秀青年,1920年9月,在團的機關所在地新漁陽里6號,還公開創辦了外國語學社,可以說,這是共產黨創辦的第一所黨校和團校。上海團組織在外國語學社發展了最早的一批團員。從1921年4月開始,任弼時、劉少奇、肖勁光、彭述之、羅亦農、汪壽華等20余名學員分三批被派往莫斯科東方大學深造,為共產黨培養了一批骨干力量。

  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初創的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組織迅速壯大。1921年3月底俞秀松前往蘇俄,出席了在莫斯科召開的青年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在大會上,他闡述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產生、中國青年革命運動情況、上海的工人運動以及全國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建立等情況,受到與會代表的密切關注。青年共產國際東方部書記格林贊譽,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為“中國青年團中最好的一個”,“上海的組織是中國的中心……完全是一個共產主義組織”。

  社會主義青年團像一塊巨大的磁鐵,把立志于改造舊世界的進步青年緊緊吸引在一起,成為共產黨得力的助手。

  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

  1920年代初的上海,是中國擁有229萬人口的第一大城市。當時全國工人隊伍發展到194.6萬人,其中上海就有51.4萬人,占全國工人總數1/4還要多。在國人尚在朦朦朧朧的睜眼之際,在中國工業和工人運動的中心——上海,已掀起中國工運風起云涌的開端。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開,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強調加強對工人運動的領導。可是,當時共產黨不能進行合法公開的活動,于是黨中央成立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以下簡稱書記部。據張國燾、包惠僧等回憶,由于該機構不是各地工會所產生出來的機構,尚不能稱為“總工會”,于是命名“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這是一般共產主義者從事工會組織工作的名稱),作為公開領導工人運動的總機構。

  如何深入底層普通工人,這是一個極富挑戰的難題。包惠僧回憶中說,勞動組合書記部曾想派人分途打入青紅幫,“但我們的同志都是學生出身,如果要上臺講話作報告,寫文章搞宣傳,倒有得是人。如果要到青幫去拜老頭子,到紅幫里去做小兄弟,那真是沒有那個耐心,而且也不容易找到這個門路”。

  20多歲的李啟漢——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第一批團員、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成員,卻找到了門路。在書記部籌建時,上海黨組織派遣李啟漢,具體領導英美煙廠工人的罷工。他表現了出色的組織才能和斗爭藝術,被工人們昵稱為“小李先生”。英美煙廠罷工最終于8月10日勝利。第二天即8月11日,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正式成立了。書記部主任張國燾,干事李啟漢、李震瀛等。辦事機構設在北成都路19號(今成都北路899號)。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成立不久,在長沙、武漢、北京、濟南、廣州等地設立了5個分部。還創辦《勞動周刊》,作為工人運動的機關刊物。在上海,書記部出版工運書籍,開辦多所工人補習學校,推動了轟轟烈烈的工運時代的到來。

  1920年秋,李啟漢在紡織工人最集中的滬西小沙渡、檳榔路北錦繡里3弄(號)辦了一所工人半日學校,他通過講課、游藝、談心等方式,通俗易懂地向工人宣傳,號召大家團結起來,組織工會,與剝削者進行斗爭。不久,他幫助工人建立了滬西紡織工會組織、上海印刷工人會、上海煙草工人會等許多進步工會。陳獨秀著文熱情贊揚說:“鄙人對于新組織的上海各業工會代表團,抱有無窮的希望;現在他們能夠集合機器、紡織、印刷、煙草等真正工人的工會籌備組織,更加令人不能不歡迎佩服了。”

  在工人運動不斷高漲的形勢下,由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發起,于1922年5月,在廣州召開了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5月1日,勞動大會全體代表同廣州5萬工人一起進行游行,領隊的一面大旗就是“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通過“在中國全國總工會未成立以前,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為全國總通訊機關”案,事實上便是公認它為全國唯一的工運領袖機關。在此影響下,5月21日,上海30多個工團代表開會,聯合發起組織上海勞動總工會。1922年是共產黨成立后形成第一次工運高潮的一年,到1923年“二七慘案”為止,全國共發生罷工百余次,上海發生54次,人數8萬以上。

  1922年,在領導上海郵務工人罷工中,李啟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終為租界當局所不容。6月10日,上海工部局《警務處日報》記載,會審公廨判決李啟漢“入監3個月并驅逐出境,《勞動周刊》封閉,報紙銷毀”。李啟漢作為中共早期著名的工運領袖,在短暫的生涯中,曾三次被捕,兩入牢獄,最終為革命事業犧牲,被鄧中夏稱為中共歷史上“坐獄最早最苦的第一位同志”。

  自1921年8月11日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成立至1922年7月18日被租界當局封閉,書記部為推動早期工運做出了難以磨滅的貢獻。“二七慘案”發生后,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轉入地下,進行秘密工作,逐漸由產業工會代替領導工人運動的職能。1925年5月,成立中華全國總工會,至此,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完成其歷史使命。

  平民女校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就開始作婦女解放運動的嘗試,第一步就是創辦平民女校。1921年10月,陳獨秀與李達商量女校事宜,但當時共產黨處于地下狀態,還不能公開辦學。這個難題很快由李達的夫人王會悟解決了。王會悟當時是上海女界聯合會的成員,她想到可否借用女界聯合會的名義來辦學。幾經思考,王會悟找到女界聯合會會長徐宗漢女士商談,徐宗漢是同盟會元老黃興的夫人,在社會上很有聲望,與陳獨秀、李達等人私交很好。她對開辦平民女校的建議欣然贊同。最終,平民女校以上海女界聯合會的名義籌辦。

  校址選在哪里合適呢?李達夫婦當時租住在南成都路輔德里635號的石庫門里弄,為了女校的籌建與工作的開展,他們租下同一弄堂的632號A(今老成都北路7弄42號-44號)作為女校校舍。1922年2月,平民女校正式開學。這是一棟兩樓兩底的石庫門里弄房子,樓上的客堂間作為教室,課桌和椅子都是徐宗漢捐助的。樓上的廂房是學生宿舍,樓下是學生的工讀工場和飯廳。由于當時共產黨的經費緊張,女校每月50元的房租由李達從自己的稿費里支出。

  為了擴大影響,平民女校先后兩次在《婦女聲》和《民國日報》上刊登招生廣告,說女校是專門招收有覺悟而無力求學的女子,使她們學到謀生工具,養成自立精神。自此,一批新式女性走進里弄,得到許多名家教授的悉心教導。

  平民女校的師資力量絕對是一流的。校務主任先后由李達、蔡和森擔任,老師有陳獨秀、邵力子、陳望道、沈澤民等一批名師,他們都有很高的學術造詣,各有一套獨特新穎的教學方法,給學生真正的素質教育。高級班里,邵力子先生給大家教授國文。他所選的國文,不是傳統女學所授的貞節烈婦傳、太史公之類的文章,而是從當時的報紙、雜志和小說上所刊載的名著譯文及評論等,和貴族女學的學習內容有天壤之別。陳望道翻譯了《共產黨宣言》,他的作文課教法與一般國粹先生完全不同,鼓勵大家寫出真情實感。英文老師沈澤民,他的教本是莫泊桑的小說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窮人》英譯本。陳獨秀給大家講授社會學,向學生宣傳社會科學、馬列主義的基本理論。代數教員李達,還專門為學生講授馬列主義呢。

  難能可貴的是,除了講課外,平民女校還安排每周兩個小時的演講。演講內容大多是婦女問題和婦女運動問題,軍閥割據與世界帝國主義的關系;為何要反帝反封建等等,這在一般的女校中是絕無僅有的。陳獨秀、李達、施存統等人都曾到女校演講。張太雷、劉少奇等從蘇俄回國后,也曾到校演講,介紹俄國的革命和建設的狀況,這極大地開闊了女生的視野。女校還為無力求學的女子介紹工作,鼓勵她們半工半讀。學生每天做半天工,讀半天書,掙得的工資,可供自己生活、學習所需的費用。

  1922年底,由于辦學經費極度困難,平民女校停止活動,一部分學員轉入共產黨領導的上海大學學習。平民女校雖然只開辦了八個月,但這里培養了丁玲、錢希均、王劍虹等一批優秀的女共產黨員。

  錢希均從小是童養媳,是張秋人的未婚妻,張秋人參加革命后,對童養媳制度深惡痛絕,他們一直沒有結婚。張秋人非常同情錢希均的處境,處處關心她,把她當作自己的“妹妹”,化名張靜,介紹她進入平民女校就讀。錢希均從此走上革命的道路,她長期從事黨的地下工作,1926年在上海與毛澤民結婚,后來參加二萬五千里長征,是江西中央蘇區長征隊伍中30個女戰士之一。

  1922年春,王劍虹和同窗好友丁玲從湖南來到上海,進入平民女校。王劍虹還擔任中華女界聯合會的機關刊物《婦女聲》周刊的編輯。她的能力和才干得到陳獨秀和李達的賞識。后來,王劍虹和瞿秋白喜結連理,可惜,1924年王劍虹因病英年早逝。進校時,丁玲還是位18歲的姑娘,名字為蔣冰之。她雖初次來申城,但在班里挺活躍,學習成績也較好。在這里,丁玲受到了文學創作的啟蒙教育,此后成長為優秀的共產黨干部和著名作家。幾十年后,丁玲仍深切懷念在女校的學習生活,回憶起女校學員到馬路上捐錢,到浦東紗廠去講演,勸工人堅持罷工的場景。

  1920年代初,上海迎來了它的第一次紅色破蛹,早期中共革命者秉承先行先試的精神,在建黨、工人、青年和婦女運動中運籌帷幄,于風雨如磐的險峻歲月中,譜寫了浩然正氣的革命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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