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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上海的“紅色資源”為何豐富?

2016-09-30 來源:人民網

  

  近代中國極具影響力的革命雜志《新青年》,1915年創刊于上海。

  上海是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地、中國革命的搖籃,這里有著豐厚的歷史文化底蘊和紅色資源。9月16日,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復旦大學特聘教授熊月之做客大隱書局大夏讀書會,從城市社會學角度解讀近代上海的紅色資源為何如此豐富。

  上海與眾不同的紅色資源

  熊月之首先對“紅色資源”進行定義。狹義上,“紅色資源”是指中國共產黨領導廣大人民進行革命斗爭時所形成的人文景觀與精神財富,比如“一大”“二大”“四大”“左聯”等。廣義上則指近代一切追求進步活動中所形成的人文景觀與精神財富,“甚至于一切追求真、善、美的精神財富,都可以視為紅色資源。”

  “我現在講紅色資源,更多的是大家平常理解的狹義的紅色資源。”熊月之表示,我國紅色資源的形成路徑大概有三類,第一類是根據地形式,比如像井岡山根據地、延安根據地。第二類是歷史性事件紀念地式的,如嘉興、古田、遵義、西柏坡。

  “我們把這兩類形成路徑比較一下,你們會看到如果是根據地式的,它形成的紅色資源會呈集團性、必然性,比如我們到井岡山、延安就會發現成批的紅色資源。但如果你到古田去,除了那個時間點以外,你沒辦法找到成批的紅色資源。”熊月之說。

  那么上海呢?熊月之認為上海的紅色資源恰介于兩者之間,同時兼而有之,屬于第三類形成路徑。“當然沒有人把上海說成革命根據地。革命根據地第一要有一塊地盤,第二得有政權,第三還要有武裝。如果沒有這三個東西,就不構成革命根據地。但上海發生那么多的事,盡管沒有政權、自己的武裝,但相對來講依然是紅色資源可以依賴的一個地方,因此我們說上海是有準根據地性質的。”

  熊月之表示,把這三種形成路徑放在全國看,和上海有類似情況的城市不是很多。“廣州有一點,武漢有一點,但是跟上海性質也是不一樣的,所以上海有自己的獨特性在里面。”

  上海最能吸引移民和留學生

  熊月之把上海紅色資源的形成因素分為六類。第一類是信息系統,即先進文化的輸入與傳播。他說,從建黨初期的《新青年》《共產黨》,中共早期創辦的日報《熱血日報》《紅旗日報》,頂著白色恐怖面世的《前哨》到宣傳抗日救亡的《大眾生活》,從馬、恩原著譯本到進步讀物《大眾哲學》《西行漫記》《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從《國際歌》翻譯到《大刀進行曲》與《義勇軍進行曲》創作,以上無一不是在上海誕生的。

  第二是社會基礎。熊月之表示,上海是一個工人集聚的地方。1919年上海有各類工廠2291家,工人18萬多。從事交通運輸業的上海工人也有近12萬人。兩者相加已達30萬人。1925年的“五卅運動”中,上海參與罷工的工人有二十多萬。

  “而我一定要講到的是上海的移民人口,這對上海紅色資源的形成有至關重要的作用。1919年,上海有了240萬人口,已經是全國特大城市了。到1949年變成546萬人口,相當于北京、南京、天津這三個城市人口總和。”熊月之說。

  “而且晚清以后,上海成為中國知識分子最為集中的城市。1922至1931年,上海每年大專院校都有增加,全國立案的國立及私立學院總數157所,上海占44所。”熊月之說,此外有大批留學生來滬,包括進步作家和文化人士:留日歸來的有郭沫若、陳望道、李達、魯迅、田漢、夏衍、郁達夫、夏丏尊、樓適夷等,留法歸來的有巴金、梁宗岱、戴望舒等,留美歸來的有胡適、趙元任、冰心、梁實秋、潘光旦等。

  在熊月之看來,“留學生那么多,為什么他們都要在上海?我覺得原因至少有三個,第一個原因是那時上海的城市發展和西方基本上是同步的,他們在西方學的東西到上海能夠派得上用處。第二在生活上面也能夠適應。第三個最重要的原因是上海有和外國接觸的平臺,中外交往非常頻繁。上海賣外國書、賣外國報刊,跟外國學者交往也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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