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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總”書記:陳處泰烈士

2016-11-29

  左翼文化領導人在“左聯”后期被國民黨秘密殺害的烈士中,有一位“文總”書記陳處泰,他是一位鐵骨錚錚的硬漢,又是一位具有較高馬列水平的理論家,和長期從事革命實踐活動的組織者。關于他的事跡和對左翼文化的貢獻,以及遇害經過還鮮為人知,即使當年曾在他領導下工作的盟員,由于當時的組織原則,只知道負責人姓陳,對于他的種種情況都了解甚少……歷史翻開了一頁又一頁,過了半個多世紀,今天把他放在應有的地位上緬懷他、研究他,還剛剛開始;又因為他長期處在左翼文化工作的領導地位,他的思想和行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代表性,反映了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在國民黨統冶區從事文化工作地下斗爭的歷史風貌和時代局限。又因為他在文總書記任上犧牲,正是從這些意義上,有必要對他作深入的探究。

  一.成長經歷

  1910年1月10日,陳處泰生于江蘇省寶應縣一個文化底蘊深厚的家庭里,祖父陳務人(1870-1947)清末稟生,當地著名的書畫家,其作品曾在杭州西湖國際博覽會獲獎,畫技得到當時美術界推崇,有一定的社會影響。父親則無心仕途,也不思農商,過著清閑的生活。陳處泰乳名網子,是家里的長房長孫。

  少年時期,他在本縣本省的中小學就讀,接受新式的學校教育,接交些思想活躍的優秀同學,對他日后從事社會工作有很大的影響。國民革命,五四運動,一波又一波的革命風潮,激蕩著年青人的心扉,同學們經常聚集在一起議論國事,為國家、民族的命運上街呼號,當地市民們被有史以來第一次見到學生大游行的場面激動。在校園,同學們不滿保守而不學無術的老師,他們臧否師長……

  有一次,在班上年齡最小的陳處泰大膽地指出一位老師的短處,受到學校的處分。布告欄里貼出一張校長簽署的訓令:

  “查二年級學生陳處泰目無師長,屢犯校規,著停課反省,以觀后效。”

  陳處泰沒有被嚇住,年少的他在校園內演講,說明事實真相,要求公道。得到同學們的支持,罷課聲援陳處泰。這時,校長不安起來,擔心鬧到社會上對學校,對自己的聲譽會受到影響。

  當學生鬧得沸騰時,陳處泰的同學華克之冷靜地出來規勸,平息了事態。事后,陳處泰的正直果敢、華克之的練達世情給師生們留下了深刻印象。

  1927年4月,陳處泰考入省立安徽大學預科社會科學部學習,學習期間成績優秀,特別是英語水平較高,受到思想激進同學的影響,開始閱讀英文版的《共產黨宣言》、《資本論》等馬克思主義著作,并影響其他同學。不久,他和志同道合者秘密組織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成為該校學生運動的骨干。

  在學校期間,曾發生了這樣一件事:安大第一院毗連著的省立第一女中舉行16周年校慶,演戲招待來賓。安大地下黨團支部認為女中封建管束嚴厲,是地下黨團組織發展的空白點,當即發動文法學院和省立一中部分學生100余人去看戲。外來學生無票進入女中看戲,女中即宣布停演并停電,混亂中有學生打壞了女中部分桌椅門窗,發生了沖突。引來女中校長的反對,報告省警察廳,召來軍警武力鎮壓,釀成全市罷市罷課游行示威。適時蔣介石經鳳陽、蕪湖到達安慶,學生向他請愿求見,他要學生推派代表談話。陳處泰是發言代表之一,義正辭言,據理力爭,蔣認為他態度狂悖,出言不遜,斥責安大預科主任劉文典管教不嚴。劉文典不服自辯,蔣介石大為惱怒。次日派安徽省主席召集師生訓話,宣布將劉文典撤職查辦,陳處泰等十一名學生開除學籍并限期緝拿歸案。

  陳處泰得到消息,躲開了軍警的緝捕,逃回寶應。潛回家鄉后,在寶應城鎮當了一名小學圖畫老師。祖父要他與從小指腹為婚的金家女子完婚,一方面金家女子已滿十八歲,到了婚嫁的年齡;另一方面,陳家祖母去世,家中缺少操持家務的人,得知金家女子對家務事很能干,急需娶她過門分擔日常家務。在再三的勸說下,陳處泰也看到名叫金秀珍(金書)女子的照片,他提出要求,請善于作畫的祖父為他們新婚作四幅荷花圖以紀念,意在“出污泥而不染”,在這黒暗的世道,保持潔如荷花的美麗。這樣的跡象表示陳處泰對這樁婚姻已不再推辭。

  婚禮是簡樸的。陳處泰的祖母剛去世,重孝在身,他并沒有進洞房圓房。受新文化影響下的陳處泰對這舊式婚姻在心底里是不滿的,然后對這位能干的新媳婦,操持他們三代同堂的舊家妥妥貼貼,是看在眼里的。但是,這樣的日子沒過多久,安慶警方派100人到寶應追捕陳處泰,認定他是共產黨員,盡管他們荷槍實彈全城搜捕,封閉四門嚴加防范,然后在鄉人的掩護下,陳處泰被剃了頭,穿了草鞋,喬裝成挑水人,得以脫險。

  1929年陳處泰到上海,入上海法政大學政治經濟系讀書,改名陳成。法政大學的課程極容易對付,不比自修馬列主義難。不久,他結識了許滌新、鄧拓、馬純古等同志。后由許介紹加入了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簡稱“社聯”)。

  二.“社聯”實干家

  加入了“社聯”后的陳處泰,深入大學宣傳馬克思主義,組織讀書會等,更直接地參與實際革命工作,顯露了他的工作才能和忘我革命熱情。他和陶白一起在滬東從事工人運動,同時擔負暨南大學和其它幾所學校“馬列著作讀書會”的組織和指導工作。

  “九·一八”事變發生后,滬東區委發動各支部開展抗日救國活動。永安一廠職工捐銀1900元援助東北抗日義勇軍。日商同興二廠2000多工人于11月1日開會,全部辭職轉入中資的申新六廠。三友實業社工人組織抵制日貨宣傳隊和義勇軍。“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后,日本特務制造“日僧事件”,焚我工場,毀我警亭,殺害華捕田潤生,釀成“引翔港慘案”。2000多工人、學生、華捕組成出喪隊,挽臂高呼抗日愛國口號,為田潤生舉行葬禮。為支援抗日的十九路軍,工人忍饑退出日商工廠,拒絕為日本人修車、修船、踴躍捐款、送慰問品,組織義勇軍、擔架隊、救護隊與愛國將士并肩戰斗。在所有重大活動中,都有陳處泰和他的戰友的身影。

  有一次,陳處泰在上海的安徽會館的小型的招待會上,認識了王亞樵。王在上海工人中很有號召力,振臂一呼,就會有成千上萬工人跟著跑。是個堅決的反蔣派。他們相識后,陳處泰尊王為師友,凡有什么募捐事項,或者有什么同志出了亂子,到高等法院的分院時,也曾多次請王亞樵找律師,代為辯護。 

  1932年,為恢復秘密印刷黨的刊物《紅旗》,組織指示陳處泰設法籌款,自辦印刷廠。這件事,對于陳處泰來說難度很大。因為他到上海后,避免家庭受到牽連,曾登報申明脫離親屬關系,家里也已經切斷了與他的經濟給濟。其時,祖父年事已高,書畫收入在連年戰亂中很受影響,對于照顧長孫已力不從心。這樣,陳處泰平日的生活也很苦楚,勉強度日。當他暗中向家里報個平安時,妻子打聽到陳處泰在上海的住址后,只身赴上海找他。陳處泰見到她時大吃一驚,埋怨她不該來上海,自己的生活也無保障,多了一個人日子怎么過?妻子堅定地說,我是來照顧你的,我有一雙手可以做工。以后,她先后在滬西小沙渡路一帶外國人開的紡織廠做女工,后在乒乓球廠、橡膠廠都當過工人。當他們生活稍有安定,妻子的娘家也全家遷居上海,一起住在勞勃生路一帶,就此相互依存,共度艱難。但是,對無產者來說,靠妻子家里人打工為生,怎么籌措大筆資金?此時,他找到同學好友華克之商量辦法。

  華克之(1902?—1998),是孫中山三大政策的的忠實執行者,國民黨左派,曾任國民黨南京市黨部委員,任青年部長時與中共有很好的合作記錄。此人交游廣闊,急公好義,多次為黨組織籌集經費,甚至為我黨獲取重要情報。如華克之去福建為反蔣介石,策反十九路軍參謀長范漢杰,其后,投奔福建人民政府。他將這個反蔣的前因后果在第一時間里告知陳處泰,由陳書面呈報黨中央。足見對陳的信任。

  1929年秋冬,華克之也到了上海,在法政大學就讀的陳處泰接到他的書信后,在法租界金神父路底法政大學對面的新新南里232號,替他租了兩間房。這個地方成了他們以及其它志同道合者聚集和交談議論的場所。他們給這間小樓起了一個特別的名字,叫“危樓”。陳處泰也搬來與華克之他們同住。他們的知交關系,陳處泰加入“社聯”時向組織作了匯報,組織歡迎華克之到上海來,要他團結國民黨左派,為民族、國家做貢獻。

  為籌措資金事,陳處泰找到華克之商量,但是,華克之自己沒有這筆錢,他想到找王亞樵求助。 eq \o\ac(○,2)2華克之籌款的對象不單一個王亞樵。據說找華克之籌款的人也很多,如周揚也曾從他手中籌措經費,艾思奇辦讀書生活出版社,他也捐過款。華克之還利用自己廣泛的社會交游,協助黨組織營救被捕的共產黨員、左翼人士。

  說起王亞樵(1887-1936),安徽合肥人。信奉無政府主義。有“民國暗殺第一人”之稱,其實并非如此。他早年加入中國同盟會,是位具有愛國心、講義氣的抗日反蔣鋤奸的傳奇人物。曾參加社會黨,任社會黨安徽支部長,組織公平通訊社,宣傳討袁護法。1918年作為南方代表赴上海參加南北議和。1921年接管安徽旅滬同鄉會。1923年11月暗殺淞滬警察廳長徐國梁。事發后投奔盧永祥,任浙江縱隊司令。1927年“四一二”事變后,他便走上了一條堅決反蔣抗日的道路。多方聯絡反蔣勢力,先后策劃刺蔣、刺宋、刺汪暗殺,聞名于世。1932年任淞滬抗日義勇軍司令,積極配合19路軍抗日。次年赴福州參加成立福建人民政府。王亞樵與華克之、陳處泰都曾秘密打過交道,互相知道底細。以后,在華克之、陳處泰的不斷影響下,有了許多轉變。據說,這也是黨組織當年給陳處泰的重要任務之一。

  當華克之代陳處泰開口向王亞樵救援,說明為了印刷中共的宣傳品,自建印刷廠需要經費。王一口答應。三天后,掏出一張上海商業銀行支票,數額七千五百元。于是黨組織看中法租界圣母院路慶順里1號、2號上下兩層房子,有十九個職工的舊印刷廠,頂費恰好七千五百元。不到一個月,這座專為我黨印刷《紅旗》和重要文件的印刷廠開張營業,更名為“公道印刷廠”。

  當年犯人出獄,必須交鋪保。但是,共產黨人出獄找鋪保最難,于是組織交代陳處泰開店做保人。他又在華克之和王亞樵的支持下,很快在法租界辣斐德生路茄勒路口,開辦了一家“和平米店”。便于為出獄同志做鋪保,也接納他們暫且安生。這是1932年秋冬的事。

  之前,為革命活動的開展,開辦了春申書店。在法租界石蒲路高福里某號三樓,成為地下工作者的聯絡點。由他和社聯同志撰寫并出版的著作有《辯證唯物主義》、《經濟學大綱》、《國際關系之現狀》、《兩個五年計劃》等書籍。(筆者查到兩種,下面談到。)這一切陳處泰總是積極投入,當一個據點被查封后,再繼續籌備另一家,直至1933年4月,在一次示威游行的活動中,陳處泰和陶白由于叛徒出賣告密,一起遭到軍警逮捕。先關押在上海公共租界,后轉押于蘇州。經組織營救,于半年后獲釋。

  在獄中,陳處泰化名李長貴。當他從前來探監的華克之口中得知,現在他又得一子,十分高興。夫人前面替他生了一個女兒,他卻很少有時間去看望。他要華克之轉告夫人:“孩子的名字早已想好。中華傳統歷來強調女子要柔順,男子要禮讓。我們的孩子在這種禮崩樂壞的時代,我的女兒應當叫‘不柔’,新生兒子叫‘不讓’。”

  筆者不久前去吳江拜見如今八十多歲高齡的陳不柔老人時,她興奮地向我介紹父親為他們起名的深意。令人十分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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