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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參加領導工作

2016-11-29

  瞿秋白早年介紹訪蘇的文學作品,十分受讀者的歡迎,社會影響很大。瞿秋白是最早與共產國際有密切聯系的中共領導人,他的言行受到各界人士相當地關注。以茅盾來說,他與瞿秋白曾同在上海大學任教職,私交很好。瞿秋白的理論學養和受學生歡迎的程度,在上大是第一名。對于他曾一人支撐黨的理論刊物《新青年》的編輯出版工作,來到上海后負責國共合作的《前鋒》雜志,并為黨的機關刊《向導》周刊撰稿等等,茅盾非常敬佩。

  1931年1月7日,中共中央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召開。王明路線正式統治全黨。被排擠出黨中央的瞿秋白,正如他自己所回憶的那樣,“告了長假休養醫病——事實上從此脫離了政治舞臺”

  據左翼文藝運動的當事人夏衍等的回憶,瞿秋白以他的威望,扭轉了左翼文藝運動的“左”的傾向,克服了宗派主義、關門主義和小團體主義,開辟新的領域,比方說,派夏衍、鄭伯奇、陽翰笙、田漢、錢杏邨等進入電影界,立竿見影,打開了新局面。

  但從瞿秋白這期間的文學理論活動、批評文章、與人辯論、雜文創作來看,他的思想觀念仍是“左”的,這與曾經的我黨“總書記”,長期受共產國際左傾思潮影響分不開,自然地活現在他的作品和判斷理念中。這點不用否認。最主要在“文總”的這段時間里,瞿秋白發表了許多帶有全局性的指導意見,孰是孰非可以討論,然而不少意見至今還有現實參考意義。

  如1931年9月28日,瞿秋白發表《大眾文藝和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東洋人出兵》(均署名史鐵兒),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載《文學導報》第1卷第5期)。均帶有導向性。

  關于文學創作的方向,瞿秋白首先描述中國目前的大眾文藝都是些什么。他說:

  “中國的大眾是有文藝生活(的)。當然,工人和貧民并不念徐志摩等類的新詩,他們也不看新式白話的小說,以及俏皮的幽雅的新式獨幕劇……城市的貧民工人看的是火燒紅蓮寺等類的‘大戲’和影戲,如此之類的連環圖畫,七俠五義,說岳,征東征西,他們聽得到的是茶館里的說書,曠場上的猢猻戲,變戲法,西洋景……小唱,宣卷。這些東西,這些‘文藝’培養著他們的‘趣味’,養成他們的人生觀。豪紳資產階級所需要的,正是這樣的民眾的文藝生活!難怪上海最近的市民大會里,發現法政學院的一種傳單:‘大家要學岳飛大元帥,盡忠救國,大舉討伐番邦,打倒日本金鑾殿!’”

  瞿秋白并不一概排斥上面這些東西,他的正面主張是:“革命的文藝,向著大眾去!”“簡單的是:向大眾說人話,寫出來的東西也要念出來像人話——中國人的話。小說可以是說書的體裁,要真切的,絕對不要理想化的什么東西的,說書就是說書,你說一件政事,你用你的人話說得清清楚楚,頭頭是道。要寫就怎么寫下,叫人家讀起來,就等于說起來可以懂得。寫的時候,說的時候,把你們的心,把你們真摯的熱情多放點出來,不要矯揉做作。歌謠小曲就是歌謠小曲,把你們嘴里的中國人話練練熟唱起來,念出來,寫出來使大家懂得。這就是真正中國的新詩,大家的詩。這將要產生偉大的詩!詩和小說并不一定是高妙不可思議的東西,什么自由詩,什么十四行的歐化排律,什么倒敘,什么巧妙的風景描寫,這些西洋布釘和文人的游戲,中國的大眾不需要。至于戲劇,那更不必說。無聊的文明新戲,也曾經做過一時期的革命宣傳工具。現在所要創造的是真切的做戲,真正的做戲,把腳本,把對白,把布景,都首先要放在大眾的基礎上!

  “革命文藝必須向著大眾!”

  有評論認為,瞿秋白這種言論,其實是相當“左”的,不比他在政治上好多少。 

  他的亂來腔《東洋人出兵》共14節,用上海話和北方話兩種話寫,通俗好懂。如“全中國工農兵,大家起來大革命,革命才能打退日本人,國民黨叫伲鎮靜是送命。”

  很明顯,瞿秋白看重的人民大眾的喜怒哀樂。

  有學者認為,“左聯”自1930年3月2日成立,有三個文件比較重要:一個是成立大會當天通過的左聯理論綱領;第二個是1930年8月的《無產階級文學運動新的情勢及我們的任務》;第三個即在瞿秋白主持下擬定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新任務》(1931年11月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執行委員會通過的決議),載《文學導報》第1卷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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