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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與示威游行

2016-11-29

  五月,紅五月,是示威游行的日子。

  詩人白莾(殷夫)發表了《一九二九年的五月一日》,是現代詩歌創作的名篇。詩中寫道:

  我在人群中行走,

  在袋子中是我的雙手,

  一層層,一迭迭的紙片,

  親愛地吻著我的指頭。

  刊于《萌芽月刊》1930年5月1日第1卷第5期。革命者懷揣傳單,豪邁地走在大街上。“這五一節是‘我們’的早晨,/這五一節是‘我們’的太陽!”“他們是奴隸/又是世界的主人。”“呵,響應,響應,響應,/滿街上是我們的呼聲!/我融入于一個聲音的洪流,/我們是偉大的一個心靈。”

  與白莾詩意的呼聲不同,有一位署名“赫林”的在《文化斗爭》第二期(1930年8月22日出版)上發表《參加九七示威》。文章直白激情,義憤填膺地抗議,號召參加示威斗爭。

  “九七”紀念!九七是國際青年示威紀念日,同時又是帝國主義強迫執行不平等條約——辛丑條約紀念日。赫林說:

  “正在這革命與反革命決死戰的中國,我們遇著在這雙重紀念日來到的今年,我們要更加緊反對帝國主義壓迫中國革命的宣傳,號召廣大革命青年群眾,起來參加九七示威反帝國主義的斗爭!同時更要暴露國民黨屠殺青年群眾的殘酷白色恐怖,號召廣大的革命青年群眾,起來參加九七示威反國民黨的斗爭!

  赫林,是位左聯或社聯的同志,現在不明確他的真實姓名。他提出,在我們一切革命的左翼文化團體,尤是要提出反對國民黨摧殘文化運動,反對國民黨壓迫文化運動的口號去號召一切從事文化斗爭的群眾參加九七示威反帝國主義反國民黨的斗爭!

  “現在國民黨用那極卑鄙無恥的手段,禁止出版,查封密報,不準結社集會,簡直是焚書坑儒的秦始皇第二!要打倒國民黨的統治,建立蘇維埃政權,才有我們革命文化運動的一切自由!起來,從事一切文化斗爭的人們,一致參加九七示威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國民黨!”

  署名“文總”的傳單,還有《十月革命十五周年紀念宣言》,那是一份手工直行刻寫的油印單頁傳單。1932年散發,表示對十月革命勝利的響望不變。現在傳單刊載在1991年5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光輝的歷程——中國共產黨七十周年歷史圖集》第244號圖。

  時間到了1935年,作家們的斗爭更為實在,他們用紀實來披露災難和斗爭,他們用觀察和意志化為文字,更有一幅動人心泊的畫面。

  有署名“立波”(周立波)在《讀書生活》3卷5期(1936年1月10日)上發表了一篇題為《一九三五年中國文壇的回顧》,文中,從一年來的中國的形勢,到文學作品的狀況等作了回顧,他剖析說:“我們生息著的現實,這是一個充滿了災難又充滿了英雄事業的現實,……政治的緊張常常造成文學的平靜”。他舉例說:“在國內戰爭期間,蘇聯的文學完全停滯了。革命的戰爭,吸去了大多數人的精力和腦力,戰時的環境,又不能提供創作活動所必需的物質便利,文學于是出現了麻痹的狀態”。在作了許多回顧之后,他又說:“北平和上海的壯烈的學生運動,也只有《每周文學》和《大眾生活》上的幾篇速寫。處理這種新鮮的題材的作品,我們需要更多點,我們渴望著當前飛躍的現實的迅速的把握。”

  周立波是1934年8月刑滿出獄后加入“左聯”的,1935年9月和徐懋庸、王淑明合編左聯機關刊《時事新報。每周文學》。對于一九三五年中國文壇的回顧比較全面,持有的觀點和態度很明確。他所說的“這種新鮮的題材的作品”,就在立波文章發表的前幾天,1935年12月24日,上海南京路上發生了一幕市民和巡捕之戰。

  參加這場戰斗的青年作家陳荒煤,馬上用筆翔實地寫出了:《記十二月二十四日南京路》,成為一篇非常珍貴的記載著南京路上“血與火”斗爭歷史的名篇。

  作品中的“我”接到通知,按時到南京路上的大陸商場去集合,“剛走進大陸商場,我就接著一張上海市民救國會底傳單;我匆匆地望了一眼——上面鮮明地印著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便走人群里去。”“人群形成了排列地站在大陸商場里的十字街旁。在他們頂上,從樓上飄落下來的紅的綠的紙條紛飛著,那是口號,上面寫著——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民眾武裝起來------”

  信炮終于響了。“我真不能說出那一聲鞭炮聲是怎樣起的,一聲劈啪響,心是在不能計算的速度是緊張著,碎裂了;同時,一個大的聲浪在我周圍爆炸了起來,人群涌成了一堆,擁著我——我也擁人——如何瘋狂地涌出了大陸商場,涌到南京路上去。”

  “人是在一個大漩渦中失去了自己------一個大的聲浪卷進了自己底和別人底喊叫,就仿佛只一個巨人在忿怒地咆哮!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民眾武裝起來;

  ——打死賣國賊!

  ……

  這情形繼續了約莫有二十分鐘。

  驀地,人群擁著向后退了。我聽見一陣木棒擊在人身上發出的沉重的啪啪的聲音;昂著頭向前看,看見一群拿著武器的白種人——巡捕們,如同獵狗般露著牙,發著恨聲地對著人群突擊著。

  ——不要后退啊!不要后退啊!

  這呼聲在每一個角落里凄慘但是憤然地揚了起來,里面還聽得見女子底尖銳的哭似的聲音;像撲著一塊堅固的巖石的海浪一樣,粉碎的浪花旋即又聚集起來,又涌成一個大的浪頭撲了回去。人們厲聲叫著:沖啊!不要后退啊,沖!

  ……

  血!鮮紅的血!鮮紅的血在一些蒼白的但有一雙脹紅的眼睛的臉上迸流了!

  人群退出了大陸商場的十字街。南京路上還是堆滿白的印著黑字的紙,但一些笨大的皮鞋在上面蹂躪著,鷹鼻子紅臉的白種人獰笑了!

  我不能說出我底憤怒和哀痛。我望著那很粗的木棒在一些十多歲的小學生頭上落下去,大的手掌撕扯著女子底頭發,終于還看見了那迸流的鮮紅的血!但我更感到悲痛的,是當我望見那一些蒼白的臉上懸著一兩滴晶瑩的淚珠的時候。

  人群一團團地在山東路、二馬路口邊沉默地站著。

  有人走么?我相信沒有!我只望見頭部流著血的被逮捕走了。

  ——到先施公司門口集合去!

  人群又形成一長列,沒有沮喪地移動了。有人叫挽著手,于是大家挽起手來走。

  一長列,抹了口紅的女學生,戴小球帽的中小學生,戴著呢帽穿著大衣著布鞋的商人,藍布短裝的工人,面色蒼白憔悴的女工……挽著手向前走。

  人群后面跟著武裝巡捕,警車。但人群還是叫了: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打倒一切帝國主義!

  ——民眾武裝起來!

  是十二月二十四日,一九三五年的冬天。

  天氣陰霾,不見太陽。

  這篇記實作品向我們召示:革命處于低潮期的1935年,白色恐怖依然嚴重,卻仍然活躍著一群不怕強暴,不怕流血的愛國者。

  這是一場有組織的示威,抗日集會,或稱飛行集會。我曾聽不少老同志談起,在1935年2月上海黨組織受到前所未有的大破壞,之后,他們仍然參加有組織的示威行動,尤其在紅五月的日子里。

  對于這類活動的回憶,我們可以從《文報》的有關內容中得到印證。如5月在大世界散傳單。今天怎么評價這個可以稱之為“左傾冒險”的行為?組織左翼作家,青年學生,乃至領導者自己也一同上街(如本書中提到的陳處泰、夏衍等)散傳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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