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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視野中的報導、通訊和紀念

2016-12-13

  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相連,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同樣密切相連。僅僅以左翼文學的相關報導,以國際視野中的紀念,在《文報》上放在重要的地位,可以看出“文總”對世界左翼文學或左翼活動的重視。因為他們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是國際無產階級文學的一部分。

  看《文報?新年號》,關于與國際有關的篇目占半數以上。尤其首篇《過去工作之檢討與我們今后的努力》是回憶檢討和瞻望今后的小結。首先指出“一九三四年是充滿.著戰爭與革命的危機的年頭”。提出“在新的帝國主義戰爭緊迫到來的今日,在進攻蘇聯侵略中國的戰爭日益危急的今日,回憶李、盧受難的日子,回憶列寧逝的日子,回憶我們反帝反戰的導師的光榮之死,我們斗爭任務,愈加重了起來。”這樣的國際視野,大局意識,為三L有了《三L 紀念日宣傳大綱》,則為紀念“一月十五日,是德國專制政府,殺死了德國無產階級領袖李卜克內西,盧森堡的日子;一月二十一日,是世界無產階級的導師列寧逝世的日子。李、盧是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先鋒,列寧是率領俄國工農,推翻帝俄政府,推翻克倫斯基政府,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為人類澈謀底解放的救星。”

  同樣的紀念,還有臺爾曼,因為《文報》編輯部遺失了一篇很有意義的關于太(臺)爾曼的文章,在《新年號》的“后記”中特意提出。認為“太(臺)爾曼,這偉大的德國無產階級黨的領袖,現在還作著野蠻人的希特勒的虜囚,英勇的太(臺)爾曼,不單是德國無產階級的領袖,也是我們的領袖,德國的黨號召“我們要營救太(臺)爾曼!太(臺)爾曼不被釋放,要我們自已負責!”在東方,我們有著營救太(臺)爾曼的責任!這責任我們要在工作更加積極中表現出來!”

  以上材料,不難看出中國文學家也是革命家,他們與國際的聯系始終保持著。從上面提到的《三封信》可知國際間的支持是可貴的。

  蘇聯蘇維埃作家聯盟第一次代表大會于1934年8月17日召開。他們的盟約,綱領,創作方法,中國都奉為臬圭、至寶,又感到非常新鮮。所以在《文報》上全文翻譯刊載。其中,重要地指出蘇維埃文藝在思想上及創作上的道路。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都是中國作家學習的課題。

  如提到對于創作方法的原理,“一方面是批判地吸收過去遺產的結果,另一方面,是研究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及社會主義文化的產物,它表現出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是蘇維埃藝術的及文藝批評的根本方法,它要求藝術家在現實的革命的發展中,真實地、具體地描寫著.這里,藝術描寫的真實性和歷史的具體性,與應用社會主義的精神,以改造及教育勞苦大眾的任務,是相互一致的。

  說到向蘇聯學習、宣傳蘇聯,左聯時期出版過不少有關的小冊子和報紙。筆者查到革命的、稀少的春申書店出版物,可以一提:

  1,《國際關系之現狀》張躍華著春申書店1931年11月12日出版。現實叢書之一。

  目次一頁,全書70面,小32開本,報紙,直排,

  附錄:叢書第一輯目錄,共6面。

  作者張躍華,“正路月刊”主編,在報刊上發表不少文章。在歡迎巴比塞反戰調查團的時候,被市公安局逮捕。《中國論壇》2卷10期(1933年9月18日)披露:《危害反戰會議的恐怖!張躍華被害!樓適夷被捕!》

  春申書店,由陳處泰于1931年創辦的書店,出版過不少社會科學類的進步書藉,地點在法租界石蒲路高福里某號三樓。此處曾成為“文總”、“社聯”與地下工作者的聯絡點。

  2,《兩個五年計劃》蘇聯研究會編輯、出版。

  全書21面,直排,報紙,小32開本,1932年11月出版。

  發行者:上海春申書店,代售:全國各大書店,實價大洋三分,

  蘇聯研究社社址在上海四馬路中市

  此書印刷簡單,封面粗糙,似宣傳品,鉛印,直行。連排的目次如下:

  一,揭露資產階級的造謠和欺騙;二,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

  三,工業化政策;四,大建設;五,農村經濟的集體化;六,蘇維埃政權下的工人生活;七,集體農民的生活;八,社會主義競賽和突擊隊;九,第二個五年計劃;十,全部國民經濟的技術改造;十一,造成無產階級的技術知識分子;十二,社會主義的城市和鄉村;十三,第二個五年計劃和世界資產階級;十四,擁護蘇聯和爭取蘇維埃的中國

  3,最近尋覓到一份少見的左翼報刊《今日之蘇聯》,那是1933年5月14日出刊的8開4面的報紙。說是第1卷第1期,似乎沒有再見到第2期出版。這刊物是中國大使在日內瓦與蘇聯外長正式交換復交文件,重新中蘇恢復邦交,互換大使之后的環境下在上海創刊的正式出版物。“今日之蘇聯”周刊社社址在愛麥虞限路中華學藝社寄宿舍402號。

  據刊物在“開場白”中說,因為兩國宣布復交,國內談蘇聯的空氣就濃厚起來,“今日談蘇聯似乎是一件很時髦的事,較之十余年前談美國,其時髦的程度,簡直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模樣!”這大慨是出版這個刊物的時代原因之一。

  這期內容有七項:除了開場白,還有章乃器著《中蘇經濟關系進展的觀察》,一民著《歡迎蘇大使》,鄭正秋著《談談蘇聯電影》,曹亮節譯《新工作—新生活》,以及華蒂(葉以群)譯小說《頓河畔》。最后在“編輯室啟事”中列出了下期要目,作者陣營與第一期差不多,多了陳彬龢,胡愈之,祝百英等幾位作者。內容都是介紹今日之蘇聯的文化。

  意外的是,在這刊物的顯著位置看到署名鄭正秋的文章:《談談蘇聯電影--——觀“生路”有感》。鄭正秋有著“中國電影之父”的美譽。他一生鐘愛戲劇,從票友、劇評家進而編導話劇,24歲時與張石川共同編劇和導演了第一部中國電影故事片《難夫難妻》。1922年又與張石川等人共組明星影片公司,創辦明星影戲學校等,一身兼任編劇、導演和校長。這些經歷,似乎與左翼關系不大,然而這位前輩電影人,看了蘇聯影片《生路》之后,在文章中驚呼:“大眾電影!大眾電影!在電影批評家和一般輿論界的口中,呼聲不為不高;但是真正的大眾電影,除了蘇聯的作品以外,可就如鳳毛麟角!因為蘇聯的電影,是真實的大眾化的:不僅作品的內容是適應大眾的興趣和要求,而且演電影的角色,也是大眾化集體化,而不以一二明星為主體的。”還說:“只有一切設施都為大眾利益著想的國家,才會有真實的大眾電影。”進而推崇:“蘇聯的電影,是建筑在社會經濟建設上的,故而《生路》也是反映社會經濟建設的片子。它里面所描寫的,雖然不是最近的事情,而是表現五年計劃尚未實施以前的情況,然而這樣的影片,對于中國正是對癥的良藥。”筆者沒有想到,鄭正秋的這些言論,“左傾”觀點非常明顯,如果隱去姓名,怎么也不會猜到是位從早期的“鴛鴦蝴蝶”思想轉向左翼的文化人。

  更明顯的,他在文后誠意地分析說到:“中國為了帝國主義和貪污土劣買辦階級等等的壓迫和榨取,造成了民窮財盡的危局;農村破產,百業凋落;勞苦大眾,弄得走投無路,正需要像《生路》這樣的影片。可是蘇聯的電影是國營的事業,中國呢,完全商辦;所以制片公司為著恐怕血本虧蝕,不得不畏首畏尾,顧前顧后;所制影片,不得不遷就環境,成為純粹商品化了。”他最后預言:“且喜最近中國電影界,已經起了轉變,此后的出品,也許要比較有點光彩了。”

  確實如此,此時的明星影片公司老板和合伙人,已經從時代的風云變化中看到左翼文化運動的影響日隆,邀請左翼作家加入公司的編劇隊伍。雖說有商業既得利益的需要,時代的契機和個人的進步要求,思想的轉變以及心理接受的程度,才能有合作的可能。這里我們可以看到較長時間以來,左翼文化的宣傳力度和其影響力。此時,中國電影事業在瞿秋白、夏洐等中共負責人的引導下走上了左轉的大道。而且,鄭正秋也編導了左翼電影《姐妹花》等,以至他有理由作出上面所述的“轉變”預告,實證了他對此的欣喜和自豪。

  隨著國民黨政府宣布與蘇聯復交,第一次引進蘇聯影片就是這部《生路》(又名《人生之路》,尼古拉·埃克導演)。1932年12月1日獲準上映。之前,雖有國民黨政府禁映蘇聯革命影片的政策阻撓,該片還是于翌年2月16日在上海公映。蘇聯電影的引入,為進步電影人提高思想藝術水平創造了良好的條件,上面鄭正秋的影評文章正好說明了這一點。

  筆者有一段有關錄音。那是在革命戲劇家于伶家客廳與陳鯉庭兩位的談話。陳鯉庭是我國著名導演和影評家,那天他說,他寫的第一篇電影評論是寫《生路》,這是他第一次看蘇聯電影很激動。這也勾起了于伶的回憶。他們說,那是在上海大戲院看這部電影的。上海大戲院位于北四川路上,日本人的地盤,又是越界筑路,兩邊又是國民黨的統治區。進出有這三重關系的地段,持有特殊身份的人,去那里看電影很危險,總有國民黨特務盯梢,時有某人被抓的消息傳來。然而這也擋不住他們觀看的熱情,并且寫下觀后感。

  《生路》由黃子布(夏衍)翻譯了臺本,全片是譯意風,由姜椿芳等人的畫外音表達。姜椿芳懂俄文,在電影發行公司做翻譯,他譯的第一部片子就是《生路》。《生路》講的是蘇聯流浪兒童改造的故事。片子很生動,演員也好。于伶說,看好后和夏衍到大世界附近小飯館吃飯。夏說,片中國際歌只有二句呀!后面的都被剪掉了。這是第一次看蘇聯電影,印象深刻。以后看了《靜靜的頓河》《重逢》等片子。

  當時,上海的左翼文化人士,魯迅、茅盾、洪深、鄭伯奇、胡愈之、夏衍、田漢等五十余人,就中蘇復交致電蘇聯人民委員會,表示熱烈的祝賀。這份《中國作家為中蘇復交致蘇聯電》刊載在《文學月報》第1卷5、6期合刊號上。在地下黨組織領導下,還成立了“蘇聯之友社”,宣傳介紹蘇聯的經濟、政治、文化、教育、藝術和電影。上海大戲院正式公映蘇聯有聲影片《生路》,左翼電影評論家紛紛歡呼蘇聯影片公開首映,認為“在中國電影史上,這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一頁。”這激動的心情,在影片放映的第二天,《晨報》的《每日電影》副刊,刊載了黃子布(夏衍)、洪深、沈西苓、史東山、陳鯉庭、塵無、程步高、張石川寫的8篇評論和14篇短文,成為中國電影評論史上空前的盛事。這次在《今日之蘇聯》第1卷第1期上發現鄭正秋的影評文章也是很好的詮釋。

  《生路》的放映,在技術層面上,夏衍指出其“對位性錄音”的成功值得注意。確實,姜椿芳的功勞很大。它還開創了一項“我國翻譯第一個蘇聯劇本”的記錄。那就是于伶說的“夏衍翻譯了這影片的臺本”這件事。夏衍以丁謙平筆名,將譯稿于1933年6月開始連載在《明星月報》上,此片的影響和傳播就更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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