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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委”對上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歷史貢獻

2016-12-13

  上面講到“新文委”建立的時代背景、周揚和一套班子的組成情況。那么,“新文委”成立之后,為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作出了哪些重要貢獻?在此擇其重要作些初步的考察。

  (一)整頓組織。“新文委”成立的同時,對“文總”和各聯盟的領導班子進行了整頓。

  拿“文總”來說,由于連續幾次的大破壞,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文總的活動暫時減弱了正常的領導和密切的聯系。”“然而,同盟所領導的各聯,除少數較弱的沖破不了當前的困難,頗有每況愈下的趨勢而外,其他大多數尚能獨立活動,擴大了本身的組織,并且培養了提供到文總方面來,用以補充與整理各聯的許多新干部”。這是“文總”新的常委會在1935年10月15日《關于發表新綱領的緊急通告》中的一段話,它總結了當時“文總”及各盟組織方面的大致情況,并且認為:“這種不倦的努力,及其可觀的成績,是值得注意的。”

  當時,社聯的組織基礎是比較好的。1935年7、8月,整頓改組后的“文總”和“社聯”的負責人為陳處泰。但不久,他因受到汪精衛案牽連而被捕。10月,“文總”又組成新的黨團,書記胡喬木,成員鄧潔、王翰。“左聯”黨團書記為周揚,行政書記徐懋庸;“社聯”黨團書記仍為錢亦石,行政書記李凡夫(王翰、陳家康為黨團成員),“劇聯”黨團書記是于伶,張庚、章泯等是黨團成員,電影小組仍由夏衍負責。其他組織的情況有待補充。

  通過組織的整頓,使打散了的“人自為戰”的狀況有了改變。各個聯盟內部的人員情況,經過時間的考驗也更加清楚。并使之緊緊地團結在聯盟和“文總”的周圍,發揮團結戰斗的作用。有的聯盟,如“社聯”、“劇聯”等,在困難的情況下,仍用各種方式發動群眾,從事反對國民黨的壓迫,宣傳抗日救亡的活動。組織整頓則使他們的士氣得到鼓舞。

  (二)尋求領導。“新文委”得不到中央的指示,想方設法找到共產國際的文件,了解國際反法西斯的局勢。當他們從英文版的《國際通訊》上看到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的文件,如獲至寶;后來進一步找到了有關的全部文件,馬上組織翻譯,并油印刻寫,散發給廣大盟員。現在發現的《文報》第11期附刊《研究資料》第1期,保留了當時(1935年10月25日)的這些珍貴的文獻資料。反映了他們從共產國際的文件中尋求領導,尋求正確路線的努力。

  《八一宣言》是刊載在巴黎出版的《救國報》第10期第二版上,作為“專載”,全文題為:《中國蘇維埃政府中國共產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由于這期《救國報》出版在1935年10月1日,報紙輾轉到上海時,讀到它可能已在這期《文報·研究資料》編集之后。可以肯定的是,當時的不少盟員都能回憶起,讀到這宣言時的激動心情。

  事實證明,當時“新文委”積極努力地尋找文件,以文件的新精神武裝思想,改變工作路線,是當時唯一、也是切實有效的正確辦法。

  (三)組織學習。以國際“七大”文件的精神武裝思想,組織學習是必要的。“文總”宣傳委員會例外地編集了《研究資料》第1期。內容是“將先后兩次有歷史意義的國際會議的情形及主要的報告與決議,介紹給全體同志”,并希望“根據這些材料展開討論”。

  在當時的艱苦條件下,《研究資料》第一期包含大約3萬字,用油印刻寫是耗力費時的,同時又是危險的工作,“文總”宣委會這樣做了,可見他們的重視和決心。

  據有關材料介紹,當共產國際“七大”會議途中,作為赤色職工國際代表的張浩,被派遣回國,向已同國際失去電訊聯系的中共中央傳達國際“七大”關于轉變策略,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和人民陣線等精神。但張浩在途中走了三個月才到達瓦窯堡。至于看到國際“七大”決議的原文則更晚。

  那末,可以說上海“文總”領導下的各盟員是有福的,他們得到這些已經翻譯過來的文件時,比黨中央還要早好幾個月呢!

  (四)制定新綱領草案。“新文委”和“文總”新常委成立之后,“開始工作即考慮到并且討論到改變作風的問題,決定制定新綱領草案”。這是很重要的一步,也是在新的國際、國內形勢之下,“文總”各聯盟如何去發揮自身的特點開展工作,清理思想的步驟。

  在新常委的指導下,制定新綱領草案的有:“文總”、“社聯”、“教聯”、“新聯”、“婦聯”、“左聯”等六個聯盟。這里雖然沒有全部包括“文總”下屬的各個聯盟,情況有多種多樣,有的少數聯盟如前所述,“沖破不也當前的困難,頗有每況愈下的趨勢”;有的原不屬“文總”領導的,這時卻歸屬在內了。如中國婦女運動大同盟。或者說,這時“文總”所屬的各盟組織情況有了變化和調整,而制定新綱領草案的這六個聯盟是工作開展得較好,并仍然發揮著聯盟的作用。

  這六個新綱領草案各自訂得有詳有略、有粗有細,或對以前綱領作修正和補充,使之更符合時代的需要;或對前階段工作中的“左”傾關門主義、宗派主義問題有了糾正;大都對建立各階層的統一戰線,團結更廣大的志士仁人都有新的提法和要求,并顯示了各自不同的聯盟特點和斗爭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新綱領代表了一種新思路,是左翼文化領導者在新的時代精神號召下的思考和膽略,所以彌足珍貴。

  新綱領草案同時在“文總”的內部刊物《文報》第十一期上刊出,并由常委會對發表新綱領作出四點緊急通告。

  它指出:綱領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導,要求全體同志把自己工作中得到的具體經驗,使它具體化,并且修改它、完善它。并一再指出,綱領僅是個草案,希望通過討論批判它。而且“全體同志不能抱著聯盟中心主義的態度,對于姐妹聯盟的工作漠不關心……”從中我們可以看到新常委在“新文委”領導之下的積極進取的風貌和謙虛誠懇的態度。

  (五)解散“文總”及各聯盟。這對剛剛開發工作僅6個月的“新文委”來說是始料未及的。如上介紹,“文總”各聯盟剛剛發表了新綱領草案,這是整頓左翼文化團體的一項措施;翻譯國際“七大”文件,編輯《研究資料》,也是為了“加強研究工作,獲得思想武裝”,為了“爭取新綱領實踐的勝利”……這些都可以看出,當時“文總”和“新文委”有重整旗鼓的意愿,并沒有解散聯盟的想法。但是,事隔一、二個月事情卻有了如此大的變化。主要原因是收到了蕭三自莫斯科的來信。

  蕭三的來信是解散左聯等團體的起因。“新文委”是在獨立作戰的情況下,依靠從共產國際方面傳進來的信息從事工作的。蕭三的來信被看作是上級領導的指示,在當時的特殊環境中并不奇怪。組織紀律的黨性原則使“新文委”和“文總”常委放棄了重新整頓聯盟的打算,哪怕新綱領僅僅是個草案還來不及實施。

  再者,蕭三來信的內容,是符合國際“七大”文件的統戰精神,是有說服力的。如信中說:“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策略,我們不是死板的書生。過去所做的有其過去的價值,現在如仍照過去的作下去,則是有妨礙于現在和將來的發展,即以蘇聯取消“拉普”而改組蘇維埃作家統一同盟一例亦可知是何用意了。”

  關于蘇聯取消“拉普”,成立了蘇聯蘇維埃作家聯盟的事,“左聯”是早有耳聞,并且已將它的“盟約”作為資料翻譯刊載在《文報》1935年的新年號上,向全體盟員作介紹,有這樣國際上的先例,現在又處在全世界為建立反法西斯斗爭的統一戰線的聲浪之中,“新文委”信服地執行這個指示。

  這時,還有一個重要的時代背景,在收到蕭三來信的差不多同時,北平爆發了震驚中外的“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上海各界人士積極響應,形勢非常熱烈。這固然和左翼文化運動長期以來主張光明和進步,反對黑暗和倒退;堅持抗戰救亡,反對投降賣國,這樣的政治斗爭和宣傳有關。然而,面對這樣突然大規模發起的救亡運動,如何去組織、領導它,是迫切地擺在從事文化宣傳工件的黨的領導面前。“新文委”和“文總”黨團“根據環境的變化而及時改變自己的組織結構和秘密工作”是積極可取的。

  據茅盾回憶,當時夏衍曾約他談話,告訴他,“現在黨中央號召要建立抗日統一戰線,文化界已經組織起來了,文藝界也準備建立一個文藝家的抗日統一戰線組織,這個新組織的宗旨是,不管他文藝觀點如何,只要主張抗日救國,都可以加入”。這里說的文化界抗日統一戰線組織,即是1935年12月28日成立的上海文化界救國會,由馬相伯、沈鈞儒、鄒韜奮等發起組織。中國文藝家協會至次年6月7日才成立。這是由郭沫若、茅盾、王任叔、王統照等43人發起的文藝界統一戰線組織。

  關于黨團組織方面,當時曾有過這樣的考慮,胡喬木回憶:“……在此情況下,文總黨團決定文總和所聯系的各盟都自行解散,并爭取與上海地下黨各系統組織(即共青團、全總、武裝自衛會三家)聯合成立黨的統一領導機構。這是勢所必然。”

  只是,在執行這個設想過程中,不免對聯盟內部由此而產生的思想顧慮等問題,過于草率和簡單,沒有充分地估計到思想不一致的后果。尤其是把“左聯”等團體等同于共產黨的組織,自然地認為,盟員對組織決定只有“服從”兩個字。這些問題的存在,不能不認為是“新文委”產生時的弱點所致。然而,在大時代的洪流之中,個人服從大局的需要,一切為了建立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這樣做也成無可厚非了。

  “一二·九”運動的爆發,使得全國的形勢起了很大的變化。而客觀形勢的變化,猛烈地推動了“新文委”工作轉向的完成。

  如果說,“一二·九”運動爆發之前,“新文委”致力于整頓組織、清理思想,學習文件階段。那末,“一二·九”運動爆發之后,則是處在全面活動階段,非常多的具體而實際的工作,需要大量的人力投入。“文總”下屬各聯盟是有干部基礎的。當時,“新文委”致力組織各行業的救國會,并大力輸送干部推動這項工作;配合救亡運動需要,抽調骨干組成相應的班子等等。在一個大的運動中,干部是一個重要的因素。所以說,這時的“新文委”在很大程度上在做調配干部、領導群眾的工作。并且,已不局限在領導上海地區的文化工作的范圍。出于群眾性的抗日救亡運動的需要,把“新文委”推到了更高的領導地位。

  其實,當時的上海迅速的組成了各行業的救國會,這是因為在“一二·九”學生運動之前,上海各階層的群眾,已經為即將到來的救亡抗日高潮準備了條件。而“文總”聯系下的各盟員也早在“人自為戰”的時候,自覺或不自覺地投入了抗日救亡的群眾運動。加上“新文委”努力聯系的一批社會上的著名人士,如沈鈞儒、何香凝、陶行知、鄒韜奮、章乃器等,所以很快就分別組織了文化界救國會、婦女界救國會、職業界救國會、學生界救國會、國難教育社以及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非常突出的是,婦女界救國會的率先成立。使我們不得不想到“文總”新常委對婦女運動的重視,在新綱領中就有婦女運動大同盟的綱領草案赫然在目。有這樣的基礎,加上錢俊瑞等領導同志的深入工作,史良、何香凝、沈茲九、胡子嬰等積極帶頭,使婦女界救國會的活動非常有起色。

  學生救亡運動的興起,“新文委”及時抽調王翰、何家槐組成領導班子,把各聯的學生關系集中起來。以后,胡喬木、陳家康、張執一、雍文濤和蔣南翔等先后參加過這一工作。這個班子實際上成了文委的學委。

  凡此組織上的人員調動,以配合各界抗日救亡運動領導的需要,無形之中改善了黨和群眾的關系,突破了“左”傾關門主義的作風,打開了工作局面。

  由于上海的救亡運動組織發動群眾的基礎較好,上海又處于便于聯系各地的自然位置,1936年初,北方局領導劉少奇便主張把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和全國學聯設在上海,無疑對上海救國會工作是一個促進。這些都是后話了。

  雖說“新文委”對建立各界救國會作出了貢獻,隨著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各界群眾都紛紛投入到抗日的洪流中來,救國會的成員有工人、店員、民族資本家,學生等等,再由“新文委”來領導整個群眾運動,已不太適宜,所以決定成立相應的黨組織來領導。1936年2月,建立了黨的江蘇省臨時委員會(簡稱臨委)。4月就與黨中央接上了關系。至此時,“新文委”雖未被宣布撤銷,工作也相對告了一個段落。

  如上所述,“新文委”在特殊的環境中成立,經過堅韌不拔地獨立作戰,很好地學習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應順時代潮流,為上海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從醞釀準備,到具體實施,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同時,也是完滿地完成了左翼文化工作的轉向,使左翼文化更廣泛地、更深入地溶化在群眾性的愛國救亡運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當我們在評論“左聯”和左翼文化運動為全民族的抗日救亡作出的種種努力時,起著承前啟后作用的“新文委”的工作值得肯定。

  當我們在強調“文總”和左翼文化運動在內憂外患的歷史條件下經受了階級斗爭和民族斗爭考驗時,在上海地下黨最困難時期仍堅持斗爭的“新文委”的黨性原則應該發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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