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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語

2016-12-13

  上海是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地,也是革命文化輸入的重要陣地。知識分子接受了新思想后不僅僅停留在字面上、筆尖中,而是付諸于行動。這是三十年代知識分子一大特點,以參加實際斗爭為生平實現新理想的目標。

  “文總”的成立有組織各聯的目的,協調各聯,互相配合,以團結的力量抗拒反動。只是,所屬各聯團體各有特長,在公開斗爭被迫轉入地下之后,團體的大動作為保存實力不易也不利,所以,文總中后期團體的大動作很少。《文報》的發現,正是記錄了當時各聯后期斗爭的情況,批評了各種傾向,這是可貴的記錄。但是,畢竟還是太少。本書所述大半圍繞《文報》展開,這是本著實證研究的精神,不做過多虛枉的描述,尤其用力著墨于革命團體中的“小人物”和革命烈士,他們的付出和犧牲,他們的思想和戰斗,無不彰顯革命者的崇高。挖掘已經被湮沒的史實,是為了不要忘記先輩的革命精神,我們要紀念他們。這些,希望得到識者認同。

  以魯迅為旗手的左翼文化運動,包括“文總”、“左聯”、“劇聯”、“美聯”、“社聯”等組織,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推動下,面對國民黨的文化“圍剿”,不畏強暴,頂住高壓,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史學和文藝理論陣地,批判了各種錯誤的理論與思潮,創作了一批優秀的作品,堅持并壯大了左翼文化陣地。不僅在六年中取得了輝煌的文化戰績,也付出了血的代價;不僅在探索集合革命力量,沖破文化圍剿,宣傳和介紹馬克思主義思想等方面,作出了一定的貢獻,也在左翼文化運動中有可資吸取的經驗和教訓。由于“文總”的政治文化性質,注定它是在奮斗和搏殺中成長,“文總”的國際文化背景又使之難免極“左”路線的干擾……總之,“文總”通過對各聯的領導,不僅在革命斗爭中發揮了團結和協調的作用,而且在繼承“五四”文學革命的傳統,創導無產階級革命文學,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等方面都有重要建樹,吸引了一大批有為文學青年,投身在民族民主的旗幟下,成為左翼文化的骨干,推動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藝運動,從革命文學的中心地-上海,帶著革命文藝的種子散向四方,為中國共產黨培養了一支文化骨干隊伍,為中國革命和中國現代文學作出了不可抹煞的偉大的貢獻。

  附:

  《文報》三期全輯約8萬

  代后記:文報的發現-----一個傳奇故事

  《文報》這份雜志,是“文總”的機關刊,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在當時白色恐怖非常嚴重的情況下誕生,經過了戰亂年代,時代風雨變遷,至今僅僅發現三期,當屬“海內孤本”。當筆者在1961年踏上工作崗位不久,梳著兩根小辮,沉浸在浩瀚的書海中,其中之一的工作,負責管理珍貴資料,看到從民間收購而來的《文報》,是份油印刊物,移交到我手中時,深深地感受到它來之不易的珍貴,和它的歷史文獻價值。

  當時,我有一本記錄本,專門記錄有意思、有興趣的資料,屬于私人筆記。在資料管理的規章制度中,“珍貴資料”有分級別保存,凡屬珍貴文獻,尤其是革命文物,都要上交到中央級的有關部門保存,如中央檔案館、革命歷史紀念館等部門;低一級的上交給地方,如上海檔案館等部門。這個工作已經常態化,每隔幾年上交的品種還不少,大部分是從全國各地民間收購而來。順便說一聲,擔任這個民間收購員的工作很了不起,他們慧眼積貨,不至珍品被當廢品丟棄。趁上交之前的時光,編寫目錄時,我仔細翻閱《文報》的內容,選擇重要的目次,不時地作整篇的抄錄,或者作一番大致的描繪。當然,是依著我的眼光和學養悄悄地進行,這不是我的工作職責。當時沒有復印機,抄寫進度不快,只是想留下一些印記于過眼之間。我還算是勤快的,有心想把好的資料積累起來,以備查詢和回憶。也是因為喜好,每天過眼的好東西太多了,怕腦子記不住,好記性不如懶筆頭嘛!并沒有什么功利目的。也因為,我所在的書店資料室,珍貴的圖書和文獻是保存不了多久的。后來聽部門領導說,準備到上海圖書館為《文報》攝制膠卷,膠卷留給上圖保存,另沖印一份給上海革命歷史紀念館,為上海也留下這份珍貴資料。這樣,我匆匆抄錄的私人筆記,內容不齊全也沒有關系,因為上海留有膠卷和照片保存,查閱還是方便的。這是1963年的事。沒有想到,還是留下了遺憾。

  更沒有想到,經過文化大革命,在書店工作18年后,我的工作崗位有了調動,在一次紀念“左聯”成立六十周年,準備論文題目時,二十多年前經手的《文報》,突然在我腦子里顯現了出來,這份珍貴的“左翼”材料至今沒有人提起,更沒有人利用研究。于是我找出筆記本,選擇要點公布了《文報》的部分內容,作出初步介紹和探究。

  那篇《關于左翼文化工作轉向的新綱領》引起了左聯研究者和胡喬木、夏衍等的重視。胡喬木對我說,不是你提起,我已經忘了!(大意)論文被評為社科院文學所“年度科研成果獎”之后,我把研究重點放在左聯后期史料的發掘和探究,意識到搶救和利用第一手材料的重要。

  為了完整的記錄《文報》,補充并核對26年前手抄件的缺漏,找到原件很重要。況且,科技發展很快,復制的手段更先進了。沒想到,這樣做還有相當的難度。先是到處發函征詢,后趁出差之便,跑了不少可能保存的地方,如中央檔案館、革命歷史紀念館、北京圖書館,等等,但是《文報》沒有找到,其它的收獲還是有些。最后,收錄在拙作《左翼·上海(1934-1936)》(2002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書后的附錄部分,是根據當年我的抄件,用上海圖書館的縮微膠卷放大后核對,也有部分從中共上海一大會址紀念館庫房里的小照片上抄錄的。所化費的人力和眼力是相當多的,難免還有失誤。有些內容只能存目。

  這次,撰寫《“文總”和左翼文化運動》,為了鄭重對待革命的珍貴文獻,需要再次核對和補充原件。結果,上海圖書館的縮微膠卷已經老化不能看了,惟一的希望只有寄托在北京尋找原件。但是,離開當年上交中央已經過了51年,離我上次發函征詢也過了25年,真有找到的希望嗎?

  即便如此,我也要再試試。我相信無論單位如何變動,革命文獻不會丟棄。幸好2015年夏,中國人民大學邀請我這個退休多年的老人參加一個學術討論會。良機不能錯過,尋找原件又成了我的心病。于是再一次多方打聽,利用社會關系,曲曲折折最終找到國家博物館外聯部的小夏,有了她的幫助,好消息傳來,以前歷史博物館的藏品都移交到他們那里了,原件完好地保存在他們庫房里。因為是特藏,需要館長批準,并要求我所在單位上海社科院開具公函。這里,一路幫助過我的貴人姓名就不一一點過,向他們致敬!

  國家博物館有關部門,特意地把原件掃描做成光盤,無償地給我利用。這太有意義了!與這批資料半個世紀后的重逢,喜悅的心情無以言表,革命前輩們呀,我執著的追索有了回報。稱之為“傳奇故事”并不為過吧!

  寫這本書最大體會是做學問要:堅持、堅定、堅守。認定一個目標,翻書、找書、看書、打字,用材料說話,有多少材料說多少話。以前,喜歡經常訪問那些歷史老人,聽他們講述離我們遠去的故事,仿佛自己能身臨其境,體味其中的春夏秋冬。如今,這樣美好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隨著這些受人尊敬的老人陸續離世,我的訪談對象幾乎絕跡,當然自己也成了古稀老人。我是個慢熱的人,或者說好磨蹭的人,幸虧甘寂寞、坐得住,有長性,善積累,對資料的敏感,一看便知這材料的分量,做點笨功夫,死功夫,最近提倡做個“匠人”,其實,寫書也需要匠人精神,這是件很有樂趣的事。我以為。

  孔海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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