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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為了我們職工的切身利益

2017-03-14 來源: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

  【口述】

  王美玉,女,1943年出生。1965年入黨,曾任上海無線電七廠團委副書記,小三線期間任東方紅廠黨委副書記、后方基地管理局工會副主席、主席等職。

  口述:王美玉

  采訪:吳靜 李婷

  整理:吳靜 李婷

  時間: 2011年1月22日

  地點:王美玉寓所

  夫妻一起去支內

  在去小三線之前,我是上海無線電七廠團委副書記。當時全廠大會動員,開始時我不屬于去小三線的對象,因為那時候我大哥在西藏,大妹在新疆,小妹在讀初中,只有我在上海工作。我有幾個要好的小姐妹勸我,說我們一起去吧。于是,我到支內辦公室說我也要去,報了名以后他們就同意我去了。報名沒有強制性,當時政審的要求很高的,去的話,祖宗三代都要審查,凡發現家里有海外關系或社會關系復雜,政治上有問題的,哪怕你自己想去,也不會讓你去。

  我申請好以后跟我在上海機械學院工作的愛人說了。我愛人看到學校里夫妻分居兩地的情況挺多的,覺得分居兩地不僅經濟負擔重,而且精神上也增加了負擔。他說既然要去,我們就夫妻一起去吧。我們是軍工單位,動員時的第一批都是自愿報名去的,去的都是黨員或入黨積極分子。

  我是1969年去的,當時小三線的廠房基本造好,還沒有投入生產,家屬區還沒有造好。去了以后,一開始連住的地方都沒有。馬路是自己修筑的,自己挖溝,鋪石頭,吃的都是上海運過去的。我們夫妻有一個雙人床鋪,下面睡覺,上面放火油爐,偶爾可以燒飯,但大多數的時候都是去食堂吃。

  本來當地沒有電,電燈就更不用說了,那時候那里還沒有開發,我們進去以后,建發電廠,鋪設電線,當地也用上了電燈。雞是一只只賣的,一元錢一只,我們去了以后覺得怎么是按只賣,不是按斤賣。當地人不吃老母雞,因為要用母雞生蛋,舍不得吃,要吃就吃雄雞。當地的東西很便宜,大閘蟹幾毛錢一斤,山貨、土特產很多,很受我們歡迎。

  小三線的承諾:生活不變,工資不變,戶口關系不變

  安徽皖南給人的第一印象是山清水秀,空氣很好,但是時間待長了不行,難道要每天看風景嗎?那時候沒有電視,只能聽廣播、聽音樂。作息制度有點軍事化的意味,早上6點鐘廣播一響,大家就起床了,號令一響就下班了。吃飯也是這樣,全部按照部隊的形式,上下班工人們匆匆忙忙地走。我們做干部的就更加辛苦,吃完晚飯要開會,過組織生活。我去的時候管理車間里整條線,做試驗,有時候沒時間出來吃飯,有時候在食堂5分鐘吃好飯就進去了,基本上沒有時間。

  剛剛去的時候生活很艱苦,各單位就自己開荒種地,吃的魚肉等葷菜都是上海運過去的,蔬菜去縣城買,食堂基本上都有。當時吃的東西都有,就是生活設施比較落后,我們小三線的廁所造在山上,沒有在房間里的,半夜上廁所要往山上跑,我們下基層的女同志住單位招待所里面,上廁所也都往外面跑。后來改進了,在房間里放一個痰盂,晚上尿在痰盂里,白天去倒掉。

  小三線最好的一點是所有供應的東西都是上海運來的。我們被動員去小三線的時候承諾過幾個不變:生活不變,工資不變,戶口關系不變。都是上海的,去了以后,生活都保證,糧票、肉票、全都是按上海供應標準分配的。1970年全部開始了正常的流水線生產。廠里與當地是沒有什么聯系的,就是交通上比較困難。一個廠就像一個小社會,吃用住都在里面,自成體系。那時候支內可以帶家屬,有些人把子女都帶過去了。我的小孩放在上海,讓我父母帶,我們覺得沒有必要讓小孩也跟我們一起進去,假如打仗的話,把小孩帶進去也沒什么,沒有打仗的話,畢竟上海的生活條件、教育質量都比較好。

  剛開始的時候沒有當地的農民、征地工去廠里工作,所有的人員都是上海去的。后期的當地征地工人也很少。由于那里的生活比較閉塞,很多東西他們都沒有看到過。我們剛過去的時候有個笑話,我們的汽車、卡車開過去,他們問這輛小車是不是那輛大車生出來的。有一次上海警備區文工團到我們那邊演出,他們為了看這場戲,從很遠的山里走了很長的路,背了點心過來看,這說明他們的文化很有限,娛樂生活很單調。我們有幾個放映隊,一星期放映一場電影,有時候甚至是兩場。生活是比較單調的,對我們成家立業的人來說,因為有家庭,有小孩,生活還不是太單調,但是小青年不可能24小時都待在寢室里面,休息日的時候會到縣城里去。那時候風氣好,看到車子,你招招手,人家就會停下來,把你帶到縣城去,人家回來路過,你招招手又會把你帶回來,不要你錢的。

  小三線的小賣部、食堂基本上是供應廠里的工人,但當地人來買也是可以的。當時小三線的管理很嚴格,但是也得跟當地人搞好關系。

  我們在小三線有十幾年沒有回上海過年過節,過年過節要照顧職工回去,領導都要守崗位。春節期間休息,不生產,干部全部都要留守后方,相當于值班。我在后方十幾年,第一次過年過節回來還是1983年。平時我們經常出差,過節不回來的,平時市里開會我們就回來,開會挺多的,普通職工一年才回來一次,一般放一個星期,最多半個月。他們平時積著,譬如平時加班,過節就休息10天。

  矛盾凸顯

  當時剛去的時候很有新鮮感,感覺空氣很好,山清水秀。休息天想去縣城,從早晨出發,到下午1點還沒有到縣城,再走下去回去要來不及了,所以走了一半路就回去了。那時候,根本沒有辦法到縣城街上買點東西,所有的東西都是上海運到廠里,廠里設立小賣部,所需東西都去那里買。那時候的生活有點像共產主義,有吃大家吃,沒吃大家都沒吃。我們一個單位一千多個人是個大家庭,大家都認識,因為天天在這個相對封閉的環境里面,時間久了就覺得生活單調、枯燥,門窗一開就是山。還有一些社會問題,如小孩子的教育問題,在上海的父母年老多病等問題,這些矛盾問題到后來是比較突出的。

  當時我爸風癱在床上,我媽服侍我爸,后來我媽股骨摔斷了,兩個人都沒人照顧了,我工作忙走不開。單位里有規定家里老人沒人照顧,夫妻兩人可以有一個人回去照顧老人,我跟我愛人都走不開,家里的小孩都在讀小學。直到1982年我愛人才回來。粉碎“四人幫”以后,我們局里事情很多。在小三線時,開會都是利用業余時間開的,有時候開會開到晚上12點,甚至凌晨1點鐘。我們沒有休息天,休息天都在基層。我基本上跟我愛人是分居的,本來我們一起去就是為了不分居,但是后來我去了局里工會工作后,他在績溪我在屯溪,乘車都要3刻鐘,沒車就沒辦法過去。那時我們覺得夫妻分居算不了什么,這都是革命工作需要,是組織對我們的考驗和信任,我們決不能辜負組織對我們的信任,我們要做得更加好,在其位盡其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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