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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和選拔小三線的干部隊伍

2017-03-16 來源: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

  【口述】

  胡盛林,男,1926年出生。1947年參軍,經歷過淮海戰役、渡江戰役和解放上海戰役等。1950年入黨,1969年作為支左軍代表到上海小三線工作,曾經擔任后方基地管理局組織處副處長等。

  口述:胡盛林

  采訪:吳靜

  整理:吳靜

  時間: 2011年3月3日

  地點:胡盛林寓所

  到后方小三線去“支左”

  去小三線之前,我是上海遠東飯店軍人招待所副所長。我是1969年上海警備區派去小三線的第二批“支左”干部,1968年是第一批。那時候上海小三線軍管會主任是張克寬,后來因“支左”人員少,就再次派出第三批,先后大概有180多人。我是在軍管會辦公室專門管軍隊干部的,后方53個廠都有軍代表,都有軍代表小組。我每年一兩次下廠調查、了解工作,抓“支左”人員思想工作。一些“支左”干部和廠干部問題,有什么矛盾,我們去處理。

  開始南京軍區要求當地建軍管會,即徽州軍分區來管,當地調了很多干部,但是進廠根本管不好。于是,安徽打報告給南京說他們管不了,要讓上海自己管。1968年上海軍管會派人建立了后方軍管會。這是我們上海警備區干部去的大背景。1973年后方基地成立了黨委,軍管會撤銷。但是軍人還在,改為“支左”。直到1975年我們“支左”人員全部撤回。

  我是報名去小三線的,我們警備區機關調15個人,要我帶隊。我們去后方的時候,小三線大部分單位正好在籌建,很有秩序,還是比較好的,因為聽毛主席的話,所以籌建的時候比較熱情,廠里的設備不都是上海去的,有外地配套的,具體的我們也管不了。

  我們主要管思想工作。當時,與地方出了些矛盾什么的,我們就去做做工作。后方基地造反的情況不多,后方各廠籌建的時候,一個廠就幾十個人。當時有些廠的頭頭都是造反派,他們也不怕我們這些“支左”的。廠里搞派性的不多。有時候軍代表也參與廠里的安全保衛工作。

  后方主要是生產軍工產品,這些產品是五機部管的。后方整個生產情況還可以。當時我們整個小三線有兩個武器產品:一個是57高炮,另一個是40火箭筒,高炮從煉鋼到制造部件,到最后總裝;炮彈,輕工公司搞的,五六個廠協作。還有炸藥,由化工公司相關廠專門生產炸藥、發射藥。57高炮是半自動的,有指揮儀,探照燈等電子方面由儀表公司研制。還有手榴彈,原來上海松江一個聯合廠,整個搬到后方,搞手榴彈。

  為小三線爭取特困名額

  后方基地下屬有4個公司,1969年我到后方基地后,812軍管會辦公室叫我到儀表公司。1970年以前,儀表公司是籌建工作,1970年后,搬遷進廠,進去以后開始搞生產。1969—1970年這段時間,我是公司軍代表組的支部副書記。

  我們在旌德縣公司租借幾間房子,住在民房里面,吃的東西有限,有飯吃就行了。我當時的工作就是管理軍代表。儀表公司下面有19個廠,都是300—600人的中小廠,我們儀表公司軍代表組長兼支部書記叫莊杰,他是公司一級的,我就當他的助手,主要做軍代表的思想工作。

  那時候儀表公司機關有六七十個人,這個公司軍工廠最多,每個廠都派軍代表。因此,我們當時就一天到晚下廠,東跑西跑了解駐廠軍代表的情況,我們在旌德,最遠的廠在祁門。公司在當地沒什么矛盾,安徽很支持小三線的。

  1970年上海軍管會成立上海國防工辦,國防工辦實際上是個空架子,兵器方面國防工辦管,實際上是經委自己管。有些廠零部件不是專門搞的,是組建的,經委有個處專門管這個的。國防工辦成立的時候,就從后方軍管會辦公室抽回幾個人到上海國防辦公室,我被調到后方軍管會辦公室管軍隊支左干部。因工作關系跟后方組織組聯系密切,我被選為機關支部委員,在機關也做些事,也管機關的事情。

  812指揮部和軍管會是平行的。我們去了以后,一起做工作。例如1973年左右,有的同志因上海家庭困難大,吵著要回來。但是自己回來是不行的,要得到正式的批準。上海當時還沒有人事局,由我出面到上海把后方情況講清楚。最后有關負責人說,我們給你們后方一年60個特困名額,你們自己掌握。我爭取到了60個名額回到后方,領導同意分配到各個公司,由各個公司自己掌握安排,再由后方批準。軍代表有困難要回來,可以從部隊調換,不占用這個特困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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