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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小三線調整前后

2017-03-22 來源: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

  【口述】

  王真智,男,1951年出生。1968—1978年上海市海豐農場勞動,1978—1982年上海師范大學政教系讀書,1983—1986年上海市人民政府辦公廳(其中1983年10月—1985年11月擔任朱宗葆副市長秘書),1986—1989年上海航空公司辦公室副主任,1989—1996年上海航空廣告公司總經理,1996—2009年上海航空傳播有限公司副總經理,2010—2011年任中國東方航空傳媒公司副總經理,上海航空傳播有限公司黨支部書記。

  口述:王真智

  采訪:徐有威 鄔曉敏

  整理:鄔曉敏 徐有威

  時間: 2013年1月25日

  地點:朱岳林寓所

  1983年10月到1985年11月,我在負責上海市工業交通生產的朱宗葆副市長身邊擔任秘書工作,目睹了朱副市長在此期間參與上海小三線調整的前前后后。近30年過去了,回憶起朱副市長和小三線的往事,此情此景歷歷在目。

  曾為三線建設奔波的工程師

  朱宗葆副市長在1983年3月擔任上海市副市長之前,從1962年起在上鋼五廠工作長達21年。在此期間,他和三線建設乃至安徽的上海小三線有過兩次擦肩而過的經歷。

  1965年,上鋼五廠奉命派員去四川江油參加大三線建設的長城鋼廠。當時在上鋼五廠工作的宗葆同志非常向往,因為當時能夠參與三線建設是無上光榮的事情。他欣然接受領導的安排,準備去四川為三線建設作貢獻。他還接受了一項為大三線調試特殊鋼冷軋帶鋼機組的任務,并圓滿完成了任務。這是我國當時所能夠制造的最先進的設備。

  不久后上海在皖南小三線建設上馬,上鋼五廠參與在皖南貴池包建一家鋼鐵廠。上級點名叫宗葆同志去安徽參與選址,宗葆同志拿起簡單的行李,坐著卡車就進山了。在貴池期間,他跋山涉水,研究和建廠有關的地形、水源、運輸、能源和工廠的布局。

  時隔近20年的1985年7月,當宗葆同志以上海市副市長身份第二次踏上皖南的土地主持小三線調整時,他的內心一定感慨萬千吧!

  合肥稻香樓:滬皖小三線交接協商會議

  1984年8月,經國務院和中央軍委批準,國家計委和國防科工委召開全國小三線工作會議,會議同意上海小三線的調整方案。根據會議要求,上海市委和市政府多次研究具體貫徹落實小三線調整計劃。1985年1月,市委確定以汪道涵市長為團長、朱宗葆副市長為副團長的上海市政府代表團出訪華東四省,商談經濟技術合作。第一站是江蘇,第二站是安徽,第三站是江西,第四站是浙江。到安徽談兩件事情,即經濟技術合作和小三線的交接。

  其實早在1984年底到1985年初召開的全國工業普查會議時,朱副市長已就小三線問題和安徽領導進行了溝通。當時安徽領導班子剛完成調整,在全國工業普查會議會場的北京京豐賓館,朱宗葆副市長和安徽省邵明副省長多次交換了意見。

  1985年1月24日上午,上海市政府代表團與安徽省政府代表團的主要領導在合肥的稻香樓賓館舉行會談。汪道涵市長就小三線交接談了自己的意見:雙方對交接原則沒有意見,但是從實際情況考慮,困難不少。雙方要研究如何讓企業獨立考慮發展方向和經營關系,市場主要為安徽服務,人員不切斷與上海的聯系。企業產供銷關系復雜,雙方政府都來維持扶植,如何處理設備不困難,主要是人員問題。上海盡量安排,大批回上海,要有個過程,能不能找幾個案例,先易后難,涉及上海各工業局的,要組織研究。要立足現有基礎,研究市場,所謂搞活就是在經營上搞活。

  汪市長的談話是緊密結合了當時的形勢。1984年10月中央十二屆三中全會明確了加快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提出讓企業從原來的計劃模式中解脫出來,簡政放權,給各類企業增加活力,企業要成為市場競爭的主體和法人實體,改變以前那種政府包攬一切的局面。上海市委陳國棟第一書記、胡立教第二書記和汪道涵市長深入企業調研,研究政府如何把權力下放給企業。在實施小三線調整時,上海的態度很明確,應以企業為主體,政府在政策層面支持,而不是由政府包辦,企業要有積極性。當年上海的小三線要根據不同情況,分類交接,要發揮效率,使安徽接收的企業,繼續保持良好的生產狀態。

  當天下午,朱副市長與邵副省長共同主持會談,繼續討論具體事宜。朱副市長談到,政府的事情是要落實好政策,總的調整過程物盡其用,人盡其才,按企業能夠接受的條件,資金方面,企業自籌,政府支持,貸款免稅。人員方面(90%來自上海),盡量動員留下,發揮作用。確實有困難的,對口逐步安排。技術骨干,留下的可采取特殊的獎勵政策,或在時間上給以保證。

  安徽方面的意見是:固定資產全部無償轉交,這是原則大前提。如果調整全靠企業,政府不拿錢是無法調整的。雙方的交接時間不能太長,安徽有困難。商談中,雙方把上海小三線的企業分為三類:一類比較好的企業還能發揮生產能力,能夠發揮作用,這些企業好辦;第二類企業經營上遇到困難,產品銷路不暢,交通不便。具體怎么解決,要進行評估;第三類企業,實在是交通不便,沒有產品,沒有前途,已無法維持的,要果斷采取措施。顯然第二類企業的交接是商談的重點。

  通宵達旦的談判

  1985年1月25日下午,雙方繼續會談。安徽同志在談到小三線交接時,希望上海市政府加大力度:這個問題交企業解決,企業怎么解決,小三線本身就是政府的問題,小三線是政府投資建設,國家是備戰備荒為人民,所以造成了小三線的歷史問題,現在調整,政府不拿錢行嗎?叫企業解決,企業怎么解決?政府要拿錢,政府要出資出力。安徽方面還提出,涉及日常生產的技術人員、骨干人員,不能走。一下子全走掉,當地維持不了。

  上海對小三線的調整的前提是全市的穩定。新中國成立后,上海一直承擔著支持全國建設的任務,從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支內,六十年代的支持新疆建設兵團生產的青年,還有參加大三線建設的職工,以及“文革”中去江西和貴州的職工,這是一支龐大的隊伍。當時社會上已出現不安定的苗頭,從上海去外地的都希望回來,政府處理這些歷史遺留問題,相當復雜和困難。所以小三線的調整,需要穩定的環境,逐步解決。上海在安排小三線職工問題上承受不少壓力,一下子接收幾萬人,土地、廠房、企業各方面的問題很多,上海市政府的困難不小。

  與此同時,安徽自身的小三線調整也相當艱巨。20世紀60年代安徽的小三線規模也不小,工廠主要分布在六安的大別山地區,交通不便,效益不好,調整難度很大。如今本身的調整還未解決,上海小三線的事情又來,兩個小三線調整一起搞,安徽政府的壓力也大。因此安徽同志的意見是,上海市政府調整小三線不出點力氣,不在資金上給以支持,怎么辦呢?

  1984年安徽省工業產值184億,農業產值140億,農民人均收入350元。上海1984年工業總產值約744億,雙方經濟實力有明顯的距離。問題擺在那里,雙方的會談氣氛并不輕松。會談中朱副市長的臉色非常凝重。

  當天晚飯后,繼續商談。晚上10點鐘,上海來的長途電話把朱副市長請出了會議室,電話中他的太太告訴他說朱副市長的父親剛剛去世。離開上海出發前晚,我陪同他去華東醫院探視他的老父親,此時他父親已經說不出話了,醫院開出病危通知。朱副市長心情很沉重,他在病床前拉著父親的手不愿意松開。朱副市長三歲喪母,和父親感情極深。臨走時他對華東醫院的醫生再三說“拜托了”。此時此刻,我看得出手拿電話筒的朱副市長心情十分難過,但是他放下話筒后,依然回到會議室繼續會談。

  回到稻香樓賓館,已經是半夜時分,汪市長也沒有休息,他來到朱副市長的房間,對朱副市長父親的去世表示慰問,同時詢問會談的情況。朱副市長感謝汪市長的關心,表示盡快把與安徽省的協議搞好。那天半夜他們談了很多事。

  第二天凌晨2點,朱副市長剛回房間休息,邵副省長來電話,要繼續和朱副市長商量協議的事情。朱副市長馬上拿起文件匆匆趕去。回房間后再次和邵副省長通話溝通,直到凌晨4點左右才結束。真是一個不眠之夜!

  經過雙方的努力,1月27日晚上,上海和安徽簽訂《上海市人民政府安徽省人民政府關于上海皖南小三線調整和交接的商定協議》。資產凈值后方應該有5億,最后交給安徽只交了3億多。其中有2億左右上海都報廢了。

  朱副市長因要去天津參加全國經濟工作會議,沒有隨汪市長去江西。在全國經濟工作會議期間,朱副市長繼續與安徽的領導商討小三線的工作。從1985年1月到7月,市政府先后召開過5次關于小三線的協調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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