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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歷史做到了什么:搶救小三線建設的歷史記憶

2017-10-30 來源:澎湃新聞 作者:林超超

  歷史不斷地被世人創造,也不斷地被世人遺忘,有的遺忘是年邁后記憶的衰退,有的遺忘是被“大時代”所沖刷、被“大歷史”所遮蔽。當時過境遷,有些遺忘就將成為“永遠的遺憾”。感念于此,越來越多的中國學者加入了搶救人類記憶的隊伍,致力于“口述歷史”(Oral History)的事業。

  《口述上海——小三線建設》(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等編著,徐有威主編,上海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三版,以下簡稱《小三線建設》)毫無疑問也應當被列入口述史的范疇。從2009年至今,上海大學歷史系徐有威教授和他的科研團隊已經為上海小三線建設“重見天日”奮戰了八度春秋。在這本書中,記錄了四十三名小三線親歷者的口述訪談,兼顧參與者的身份、職位、年齡和性別,從多角度、多層面展現小三線的歷史圖景。

  三線故事始于上世紀六十年代。1963-1965年是“二五”計劃之后的三年調整時期,“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仍在發揮主導作用。中國經濟剛剛從“大躍進”的慘痛經歷中恢復過來,優先發展“吃穿用工業”是當時國家經濟計劃的總基調。在毛澤東看來,戰爭威脅正在步步逼近。他的憂慮是有依據的,彼時中蘇、中越邊境地區摩擦不斷。勃列日涅夫執政后,向中蘇邊境大量增兵,規模達到五十四個師近一百萬人。同時,美國在越南的武裝行動愈演愈烈,戰火很快蔓延到中越邊界。在1964年5、6月間,黨中央討論“三五”計劃之際,毛澤東提出要搞三線建設,防備敵人的入侵。

  口述歷史做到了什么:搶救小三線建設的歷史記憶

  《口述上海——小三線建設》

  所謂“三線”,是以地理位置區分。沿海和邊疆的省、市、自治區為一線地區,位于中國腹地的西南、西北大部分地區為三線,作為戰略大后方,一、三線之間的中部地區為二線,此三線為“大三線”。一、二線地區也要有自行投資的后方基地,俗稱“小三線”。

  作為一線地區的上海將自己的小三線設在了毗鄰省份的皖南與浙西山區,由上海各工業系統企業對口包建,輸送員工。從1965年選點籌建至1984年調整交接,共建成八十一家全民所有制企業,職工及職工家屬超過七萬人,總投資七億五千兩百萬元。主要的軍工產品是反坦克的40火箭筒(彈)和防空的57高炮,另有配套的炮彈、炸藥、榴彈、指揮儀等生產線。

  口述歷史做到了什么:搶救小三線建設的歷史記憶

  皖南小三線地圖

  上世紀八十年代,當世人能夠從報紙公開報道中讀出三線建設的蛛絲馬跡之時,它實際上已經走過了最輝煌的時期。1988年,上海小三線人員全部撤回上海,數萬人很快被遣散,重新適應上海的都市生活。時至今日,小三線的故事隨著他們記憶的衰退正在被遺忘,小三線的歷史也將隨著他們的老去不再被知曉。

  三線建設作為一次東部地區向中、西部地區的技術輸出和人口遷徙,并不稀奇。它的神秘性和重要性,主要緣于被輸出的技術和人員屬于軍工性質,涉及國防戰略安排。從工廠選址到建成投產,從動員招工到陸續停產,一切都被要求秘密地進行。客觀的限制使得口述史成為搶救這段“無字史”最為有效的突破口,《小三線建設》的價值由此凸顯。

  記憶與闡釋

  口述史不僅關乎記憶,還關乎對記憶的闡釋。記憶的過程本身夾雜著主觀的因素,而事后的經歷又影響著口述者對記憶的闡釋。從某種程度上說,親歷者的口述回憶可能比“死”的本文更加含混。口述里既包含有個人的情感偏好、私心仇恨,也自覺不自覺地融入了時代的宣傳教化。“過去的聲音”難免也是“現在的聲音”。

  個人的記憶具有主觀選擇性,個人對記憶的闡釋也帶有主觀選擇性,換句話說,記憶的內容和對記憶的闡釋都不是完整的真相。哪些過去被忽視?哪些過去被記憶?

  安徽省績溪縣小三線交接辦公室的汪福琪已經回憶不起三線職工與地方群眾的糾葛。但是,一名女職工多年之后回到皖南悼念亡夫的感人情形,卻深深地刻在他的腦海中(第205-206頁)。情感的投入會加深記憶的持久度,也會影響口述者對記憶的闡釋。沒有多少受訪者愿意用“失敗”二字來形容二十多年的小三線建設,但誰也不能否認,去到小三線多年之后,他們是多么渴望早日回到上海。

  1979年以后,小三線面臨著軍事工業轉向民用產業的困境。當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軍工產品需求量銳減,多余生產力必須向民用品轉型。但是,三線企業建設之初,考慮軍事隱蔽性,大都依山而建,資源匱乏,交通不便,導致成本高昂,根本無法適應商品經濟。轉型后,生產出的民用品毫無市場競爭力,企業的經營是每況愈下,人心渙散。當工人們聽聞廣東的小三線已經從山溝里搬遷出來,情緒愈加波動,思鄉情緒更切。皖南是一個山清水秀的地方,職工們剛去的時候有新鮮感和干勁,有困難咬咬牙就挺過去了,可日子長了,不由感到乏味。娛樂活動貧乏,愛讀書的青年無書可看,年輕姑娘休假時想上縣城,無奈路途遙遠,走到半路不得不放棄折返。子女的教育和戶口問題,年邁父母的贍養問題,青年男工的婚姻問題……到后來都是比較突出的社會問題。工人逃回上海的情況也時有發生,1973年以后上海還給了后方一年六十個回滬名額(第121頁)。時至八十年代,聽到可以回上海了,老工人激動得高血壓發作(第390頁)。

  其次,就客觀而言,個人的記憶與他在事件發生時所處的位置和角色緊密相關,因之對于同一件事,不同的觀察者可能出現多種闡釋。

  說起小三線職工的篩選,“好人、好馬、好刀槍”是小三線人再熟悉不過的動員口號,早先被動員去的職工無不自豪地說,小三線挑選的都是上海工廠里的骨干力量,家庭出身、政治表現都要過硬。職工的認知是這樣,但動員的干部知道許多廠里是廠級干部帶頭,率領一批人馬過去,不排除他們是被廠里排擠出去的。有的是車間對口包建,一整個車間“一鍋端”,至于職工的個人條件,放得很寬,并不嚴格篩選(第77、226頁)。特別是1972年以后,小三線后期的動員工作愈加難以開展,八十年代初分配到小三線的大學生實際報到率不到十分之一(第23頁)。

  關于上海撤回小三線的決定,書中至少出現了三種說法。

  第一種說法來自時任上海市委副書記、常務副市長的阮崇武。1983年,他從前任韓哲一手上接過了小三線的重擔。在他看來,小三線的回撤是借了1984年中央決定進一步開放包括上海在內的十四個沿海港口城市的東風,上海趁機提出繼續支援皖南小三線成本和負擔過重的問題,并在很小的范圍內迅速低調地完成了小三線的撤退(第11-12頁)。

  此前,阮崇武曾委托上海社科院的幾位專家前往皖南小三線實地調查。調查小組由時任上海社科院部門經濟研究所工業經濟研究室主任李斗垣牽頭,另有三人,《小三線建設》作者聯系到了其中的親歷者陶友之與陳申申。據陶友之的回憶,調查小組于1983年10月15日出發,具體的任務就是摸清當地領導、職工的思想動態和企業現狀,如實反映情況。由于調查的職工都是領導指定的,因此幾位專家聽到的仍是堅持小三線建設的決心,但他們心知肚明,回到上海后表達了自己的真實想法,軍轉民不是出路,小三線必須盡早撤回(第414-418頁)。

  口述歷史做到了什么:搶救小三線建設的歷史記憶

  星火零件廠,位于安徽旌德縣,由上海無線電九廠包建,1969年建廠,1986年撤回上海

  第二種說法來自時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國防科技工業辦公室主任的李曉航。三線工廠可以從山溝里搬出來,降低成本,增強市場競爭力。在得到時任上海市長的汪道涵首肯后,李曉航到皖南做了實地調研,并草擬出回撤的方案(第29-32頁)。

  以上兩位直接當事人都沒有正面回答一個問題,就是當時中央的態度如何?鑒于此事涉及毛澤東在世時定下來的國防戰略部署,上海是不可能自作主張任意改變的,那么中央是如何回應的呢?時任上海小三線企業八五鋼廠第一副廠長兼總工程師的許汝鐘給出了第三種說法,恰恰解答了上述疑問。

  口述歷史做到了什么:搶救小三線建設的歷史記憶

  八五鋼廠今貌

  1984年前后,許汝鐘曾上書國務委員兼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張勁夫。在這份越級報告中,他據實反映了小三線企業在軍轉民之后面臨的嚴峻困境。張勁夫簽字同意上海自己解決小三線問題。有了這個批文,上海撤回小三線的底氣就足了(第337-339頁)。當然,這些說法之間也不完全沖突,它說明了撤回小三線是眾望所歸。

  當小三線的回撤工作進入實施階段,兩個問題變得十分棘手。

  一是安徽方面的接收問題。留財、不留人,是最后的談判結果。本書中存有上海方面的證詞,安徽方面則沒有交代更多的談判細節。上海認為自己是顧全大局,做出了最大的讓步。但是,小三線員工一走了之,安徽接收之后如何利用這些產能,如何改造,如何安置當地的進廠工人,沒有資金和技術的支持是難以解決的。安徽當年自己的小三線調整也是一個“燙山芋”。關于安徽方面的情況,書中關注略顯不夠。

  二是回滬職工的安置問題。上海需要新建工人住宅,企業需要吸納三線職工,重新回到上海的三線職工也有一個重新適應和調整的過程。新房沒有建好前,他們借住在親戚家里;部分干部被降級使用,出去時是正職,回來后任副職。這些問題后來普遍得到良好的解決,圓滿的結局是可以讓人不再抱怨過程的艱辛。

  記憶也是可以被集體塑造的。在小三線的年代,國家動員和宣傳工作在傳達一種價值觀的同時,也在改變著國人對過去的認知和記憶的內容。為什么會有那么多青年人愿意背井離鄉,去到偏遠的山區,奉獻青春?“光榮的使命感”“舍小家為大家”“讓毛主席能睡個安穩覺”是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脫口而出的標準答案,受訪者在有意無意之中透露了更多豐富、飽滿的歷史細節。

  上海小三線動員工作開展伊始進行得較為順利。第一,和大三線比較,凸顯了小三線的優勢。上海的小三線建在安徽,在行政體制上仍然隸屬于上海,與當地沒有直接的利益關系,相當于上海在異地創建的一個工業區。這也是小三線問題最后能夠圓滿解決的關鍵。“生活不變、工資不變、戶口關系不變”是上海對小三線職工的最初承諾。第二,時值“文化大革命”,小三線反而成為部分技術人員和知識分子向往的“桃花源”,可以遠離城市的喧囂和是非(第51頁)。曾任上海市日用化妝品公司總支副書記的鄭子虎,因遭到批斗、“靠邊站”,希望到小三線去換換環境(第224頁)。還有幾個受訪者坦承,自己是服從組織命令而被迫接受的委派。徐國光是上海市建筑工程局科級干部,1966年作為上海小三線指揮部施工組的副組長去到皖南。原本以為兩年基礎建設完成即可返回上海,沒想到一去就是二十年(第102頁)。第三,小三線的經歷在部分人眼中,是改寫命運的起點。淮北女孩袁彩霞因向往上海去了小三線,嫁給上海籍職工后沒兩年,就隨著小三線撤回了她夢寐以求的上海(第221頁)。對顧國籟來說,小三線的經歷幫助他從一名大學生成長為一位年輕有為的行政干部(第192頁)。口述歷史提供了在“大寫歷史”之外更加豐富真實的歷史面相,這些記憶只有在日常化的敘事中才能被調取出來。

  誰在思考?

  口述史,不僅是口述者主觀口述的過程,也是采訪者參與思考的過程。一部成功的口述史作品,應該是口述者與采訪者思想碰撞的結果。口述史與回憶錄有所不同,后者是口述者個人感受的主動回憶,前者更多地受到采訪者的引導,有些記憶被動地被喚起,包括不愿被喚起、希望被遺忘的記憶。這種引導在一定程度上是必要的,采訪者提問和發現問題的能力格外重要。雖然本書以回憶錄的形式呈現,但采訪者的引導痕跡非常明顯,幾個問題被反復地提及。

  口述歷史做到了什么:搶救小三線建設的歷史記憶

  小三線墩上街道三二五電廠,饒頤攝影

  例如,小三線企業與地方社會的關系這一問題,在書中出現的頻率很高。受訪者的直接回答普遍是“好得很”“比較好”,或者說“總體是好的”。類似直接的提問似乎難以收到客觀的評價,然而,綜觀全書,答案事實上已經有了。

  小三線建在山里,對當地老百姓的侵擾當然是有限的,但沒有糾紛也是不可能的。正因為在山地,資源有限,小三線無形中打破了原本相對封閉的社會原生態。從一般意義上說,小三線修建了水電、道路等基礎設施,對皖南山區的長遠發展功不可沒,但它畢竟是小規模工程,覆蓋范圍小,甚至于小三線還存在著與當地居民搶用資源的情況,大量的工業用水造成枯水季節生活用水的緊張。1973年小三線成立了地區工作組,為的就是協調解決小三線和安徽地方的矛盾。工作方法主要是和安徽地方幾個專區或者縣級的小三線建設辦公室打交道,通過地方勸導鬧事的群眾。平日里的小糾紛也是有的,上海職工較強的購買能力還拉動了當地物價的上漲。小三線征去了農民的土地,但對勞動力的吸納是有限的。

  準確地說,小三線涉及的是三方關系:上海、安徽和軍方,三者關系十分微妙。這些復雜的關系不是口述者主動提及的話題,卻是研究者應當著重發掘的問題。一定程度上,三者關系決定了小三線的成敗。

  皖南上海小三線在行政體制上隸屬上海,從建設到生產都由上海包辦。安徽地方上給予的支持主要是出讓土地、提供勞動力。軍方雖然是第三方參與者,卻是權力核心。工廠選址需由南京軍區拍板,軍工產品任務由中央第五機械工業部(兵器工業部)經上海市國防科工辦下達到后方。軍工生產以國防戰略為重,無法以經濟效益高低來苛責前人,但不意味著可以不考慮成本代價。最初,后方生產尚不健全,軍品零部件是在前方生產好后經長途運輸到后方進行組裝,因后方沒有試驗場地,軍品組裝好還要拉回上海海邊靶場試驗。一來二去,僅交通運輸成本一項就高得驚人,更不用說三線企業的其他生產生活物資大都由上海供應,只因是國家買單,軍方在采購時并不討價還價,報價多少支付多少,三線企業倒也不會賠本(第145-147頁)。這種利益關系最終損耗的是國家的財力。從某種程度上說,小三線的問題不是在轉型時期出現的,而是根植于體制之內。

  讓公眾參與歷史書寫

  口述史的價值不單是對研究者而言的,讓研究對象“發聲”是口述史在研究方法之上更高的立意。讓公眾參與歷史書寫,講述他們所經歷和感悟的歷史,一方面,可以避免“缺席審判”,研究者在不了解更多內情的情況下,往往容易做出錯誤的判斷和推測;另一方面,許多可以擴展的研究領域需要走進他們的生活空間和心靈世界。這些珍貴記憶需要被搶救,《小三線建設》的作者深切感受到了這份歷史使命,特別是個別受訪者在采訪后不久離世,有的是在病榻上接受采訪,稍有遲緩就將成為“永遠的遺憾”。

  《小三線建設》提供的歷史信息中,還廣泛涉及生活史、文化史、婚姻史等研究領域,值得進一步探討:

  第一,生活史。為求獨立生存和發展,小三線不得不追求“小而全”的生活體系,陸續建成子弟學校、醫院、農場,成為一個自足自給的“小社會”。前方供應困難時,每個廠都搞起了“五七生產”,就是自己種菜。當然,小三線也非完全隔絕,上海的任何風吹草動都會在這里激起一圈又一圈的漣漪。小三線職工也在經歷著共和國歷史上的每一次重大事件,只因交通不便,廠區分散,串聯困難,聲勢有限。各廠之間還有差異,由一個上海車間負責包建的工廠,派系斗爭問題就要小。那些問題大的工廠,都是人員情況復雜的(第186頁)。以小三線為視角,觀察革命年代的民眾生活史會是一個有價值的選題方向。

  第二,文化史。《小三線建設》中生動地記錄了一次謠言的發生,起因是一名小三線職工突然猝死,死因不明。山區里人心惶惶,有的說是中了山里的邪氣,有的說是喝了被污染的水。為了安撫人心,家屬同意解剖尸體。在從上海邀請來的多名專家會診下,最終查到肺吸蟲的寄生體(第256-257頁)。謠言發生背后所折射出的民眾心態,以及當地的應對措施,充分展現了小三線后期緊張的生活場景。

  第三,婚姻史。革命年代的家庭與婚姻既是特殊的也是平常的。一方面,公權力對家庭婚姻的介入表現得尤為突出。行業和地域的局限,使得小三線企業中未婚男工的比例很高。通過有限的聯誼、征婚廣告“搭橋牽線”,是小三線企業工會的日常事務之一。另一方面,婚姻終究是私領域的,小三線職工后來的離婚率又是極高的(第388頁)。由此可見,公權力在解決私領域中一個不安定因素的同時,又會為下一個危機的發生埋下隱患。

  國外學界通常將1948年作為現代口述史奠基的日子,這一年世界第一座現代口述歷史檔案館在哥倫比亞大學落成。半個多世紀之后,口述史研究究竟留下什么,它在史學發展中究竟起到了多大的價值,是這一學科領域需要做出檢討的。美國歷史學家塔奇曼就曾不無尖銳地批評道:雖然口述史能夠為研究者提供一些寶貴的線索,但總的來說是保存了“一大堆廢物”。

  塔奇曼的批評太過刻薄而難以令人接受,但我們必須警惕對一種研究方法的濫用。任何一種研究方法都有缺陷,研究者只有根據研究對象和需要,靈活運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審慎地給出結論,才能發揮它的最大功用。英國口述史學家湯姆遜認為,不可靠的記憶(Unreliable Memories)是一種資源,而不是一個問題。真正的問題,在于研究者能否正視這種資源的價值,在口述的基礎上進行更加嚴謹、規范的學術研究,對歷史問題持續地追問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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