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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五年計劃制定中的周恩來

2019-04-03 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周恩來是新中國經濟建設的杰出組織者和我國現代化事業的奠基人。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和陳云具體負責組織領導我國國民經濟的恢復和建設工作。在1953年初召開的全國政協會議上,周恩來說,今年是執行“五年計劃”的第一年,“我們國家計劃建設的規模一開始就是極其宏大的,擺在人民面前的任務是光榮而巨大的”。此任務寄托著幾代中國人的渴望與夢想——在一個落后的農業大國實現國家的工業化。期間,周恩來領導制定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輪廓(草案)》和赴蘇談判,為創建新中國工業基礎做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

  (一)

  在百廢待興的新中國誕生之初,毛澤東和周恩來深知領導全國人民大展宏圖搞好經濟建設的重要性。1951年2月,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提出“三年準備、十年計劃經濟建設”的思想。決定自1953年起實行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并要求立即著手編制五年計劃的各項準備工作。

  隨即,由周恩來提議成立了他和陳云、薄一波、李富春、聶榮臻、宋劭文組成的6人領導小組。當時,周恩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全面主持我國的內政外交工作),陳云任政務院副總理兼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簡稱中財委)主任,薄一波和李富春任副主任,聶榮臻任代總參謀長,宋劭文任中央財經計劃局局長。

  1952年5月,在領導抗美援朝戰爭如火如荼繼續進行的同時,黨中央緊抓經濟工作不放松。根據中財委建議,確定了“邊打、邊穩、邊建”的方針,并積極組織力量著手一五計劃的編制工作。于是,周恩來與陳云親自組織,精心策劃,開始具體編制,并計劃從1953年起開始執行。中央指出,今后的5年是我國長期建設的第一階段,其基本任務是:為國家工業化打下基礎,以鞏固國防,提高人民的物質與文化生活,并保證我國經濟沿著社會主義道路前進。根據毛澤東以重工業為中心的意見,明確5年建設的方針為:一是工業建設以重工業為主、輕工業為輔。重工業優先建設鋼鐵、煤炭、電力、石油、機械制造、軍事工業、有色金屬及基本化學工業。輕工業優先發展紡織、造紙和制藥工業。二是工業的建設速度在可能條件下力求迅速發展。三是工業的地區分布應有利于國防和長期建設,并結合實際情況充分發揮東北及上海原有工業基周恩來地的作用,繼續培養與利用已有工業基礎與技術條件,為建設新廠礦、新工業基地創造條件。四是鐵路建設以溝通西南、西北和中南為主要任務,以適應在國防安全條件下長期建設的需要。

  根據以上指示精神,中財委相應確定了編制的總體思想:經濟建設要確實保證重點;建設的規模和速度要按實際需要和財力、物力、人力條件的可能進行安排且配套建設;第一個五年計劃應同第二個五年計劃相銜接。據此,1952年6月,中財委開始匯總各大區和工業部門上報的經濟建設指標,全力投入到這項工作中。

  與此同時,周恩來為集中精力編制一五計劃,給毛澤東寫了封長信:在7月份,我擬將工作重心放在研究五年計劃、外交工作方面,其他工作盡量推開??政務會議,當由陳云、董必武、郭沫若、黃炎培輪流主持并將議程準備好??毛澤東很快批準了他的這一要求。

  8月11日,周恩來主持制定的按部門和行業劃分的《1953年至1957年計劃輪廓(草案)》及其《總說明》終于試編完稿。此草案實際上只有國營工業(特別是重工業)、鐵路運輸、重大水利工程是直接計劃,約占40%,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都是間接計劃,并對我國鋼鐵、機械、煤炭、石油、電力、化學、電器制造、輕紡、航空、坦克、汽車、造船等工業提出具體建設指標和要求,對重大水利、鐵路、橋梁建設也做出總體規劃。通過一五計劃,擬擴(改)建與新建若干個重工業區:以鋼鐵和機器制造工業為中心的鞍山、武漢、包頭區域,以石油化工、有色金屬和機器制造工業為中心的蘭州區域,以動力設備、重型機械制造工業為中心的哈爾濱、沈陽、齊齊哈爾、西安區域,以化學工業為中心的吉林區域,以煤炭和采礦設備制造為中心的撫順、大同區域,以機器制造工業為中心的洛陽、成都區域,初步形成我國工業建設的新框架與大致布局。同時,周恩來還起草了《關于3年來中國主要情況及今后5年建設方針的報告提綱》。

  盡管我國制定的《一五計劃輪廓(草案)》比較粗略,但作為我國首個中長期經濟發展計劃的雛形,不僅為與蘇聯政府談判援助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項目提供了基本依據,而且也為即將展開的有計劃、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勾畫出一幅宏偉藍圖。

  當周恩來與陳云開始進入更詳細的一五計劃編制工作中時,專業技術干部嚴重不足。這又一巨大難題擺在新中國締造者面前。鑒于當時國內外的各種實際情況,開國領袖自然將目光投向已與我國建立友好關系并早已創造了嶄新計劃經濟發展模式的蘇聯。

  (二)

  8月下旬,以周恩來為團長,陳云、李富春為副團長的中國政府代表團應邀前往莫斯科,帶著試編出的《五年計劃輪廓(草案)》幾本小冊子征詢蘇聯政府的意見,并與蘇商談援助中國一五計劃建設問題。代表團陣容龐大,包括工、農、林、軍事等部門主要負責人及相關工作人員。當時,蘇特意派遣3架軍用飛機和1架民航飛機接載中方代表團。

  1952年8月17日,周恩來率中國政府代表團赴蘇聯,與蘇聯領導人商談關于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有關問題。圖為代表團到達莫斯科。

  此次出訪,是繼毛澤東、周恩來1949年到1950年初訪蘇后的第二次重要國際活動,是中蘇兩國經濟、軍事、科技等方面全面合作的一次重要談判,為新中國一五計劃建設創造了良好條件。

  一路上,周恩來沒有一點總理的架子,與大家隨意談笑,機艙里的氣氛十分融洽。代表團在伊爾庫茨克住了一夜,次日換乘飛機繼續趕路。離開賓館時周恩來按習慣與賓館服務人員一一握手告別,感謝他們向中國代表團提供的熱情周到服務。他們很受感動,未料想到中國總理如此平易近人、通情達理、和藹可親。

  周恩來對工作非常認真負責,重大事情均事必躬親。抵達莫斯科后又將準備提交蘇討論的《一五計劃輪廓(草案)》及《總說明》等幾本小冊子,重新詳細審閱了一遍,逐字逐句甚至連標點符號都不放過。他審閱中發現林業采伐、造林和木材蓄積量計劃數字核對不上,當即打電話嚴厲批評了代表團中負責計劃綜合工作的同志。

  第二天周恩來專程來到代表團下榻的賓館與大家共進午餐。服務員送來一瓶白蘭地酒。他親自斟滿兩杯,走到前一天批評過的那位同志面前遞去一杯,微笑著說:“昨天我批評了你,以后要細心一些嘛!不要把這么重要的數字搞錯!來,現在我敬你一杯酒,祝你今后工作得更好!”就這樣,經周恩來簡單自然的一席話、一杯酒,一下子就緩和了那件不愉快的事造成的緊張沉悶氣氛。大家深為總理嚴謹的工作作風和高超的領導藝術所折服。

  到莫斯科后不久,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宮設晚宴招待周恩來一行。蘇聯外長維辛斯基代表蘇方起立敬酒。晚宴約3個小時,大家盡興歡聚而散。之后,斯大林陪同周恩來觀看了電影。

  隨后,蘇方安排中國代表團在莫斯科參觀了一個汽車制造廠,乘船游覽了伏爾加——頓河運河,還到斯大林格勒參觀了一個拖拉機制造廠。每到一地,周恩來都向陪同人員饒有興致、極其詳細地詢問有關生產和建設情況,真正做到了四處留意,用心“取經”。代表團所到之處仍能看到戰爭遺留下來的廢墟和痕跡。周恩來為此深深感嘆和平建設時期的來之不易。

  當時,中蘇關系處于鼎盛時期。斯大林對周恩來一行的訪問非常重視,先后3次同周恩來、陳云、李富春、張聞天、粟裕等會談。會談中,周恩來著重介紹了一五計劃的設想:中國經濟狀況;5年建設方針;主要指標項目;長期建設的準備工作;請蘇聯援助事項。他在商談中一開口就要求增派800名蘇聯專家到中國。斯大林聽得有些措手不及,數量之多讓他感到為難;但他并未拒絕這一要求,而是千方百計抽調大量科技人員援建中國。中方還希望蘇方提供各種工業標準和技術資料,用于一五計劃的制定和實施。據統計,1950年至1953年間,蘇聯專家帶來的科學文獻和技術資料重達600噸。周恩來還專門就一五計劃的編制請教了斯大林。斯大林看后坦誠地說:“一五計劃草案中規定工業總產值每年遞增20%,太高了,應降到15%或14%。”沉吟一下又說:“計劃不能打得太滿,要留有余地,以應付意外困難的發生。”這番十分中肯的建議與指導,周恩來認為很有道理連連點頭,很快予以采納。

  可有些蘇聯領導人看了中方的這一經濟計劃后毫不客氣地表示:你們手里的那個計劃還不能算是五年計劃,甚至作為指令也不夠。這當頭一棒的質疑讓中國代表團成員十分掃興。那時新中國剛剛成立,每人都懷有強烈熾熱的報國之心和高漲干勁,恨不得祖國一夜之間就能富強起來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于是,在這方面沒多少實踐經驗的他們竟有些不切實際地提出在5年內要修1萬公里鐵路;而那時全國鐵路總共也僅3萬公里,還是從清朝到北洋軍閥和國民黨時期花幾十年時間才修起來的。蘇方一聽中方在一五計劃里就要修1萬公里,瞪著幽藍眼珠將頭搖得像撥浪鼓一樣,連說:“你們根本做不到。”隨后,蘇聯專家針對實際運作中必然要遇到的具體細節連珠炮似地發問:“你們要修1萬公里,鐵路器材誰給?你們需要多少機車、車皮,這些機車和車皮又讓誰來維修?電動機車少,主要是用蒸汽機車,每個車站都要有上水設備,風、水、煤、電、氣,這一套東西又怎么解決?”中國代表團成員被這一連串的問題問得啞口無言,面面相覷,只能感嘆:心急加外行,故而想得太簡單了。最后,大家壓下迫不及待到有點操之過急的心情,重新冷靜客觀地、切實可行地商量,把原計劃砍掉一半,改為修5000公里,蘇方這才點頭稱是。

  其中,斯大林同周恩來、陳云和李富春于9月中旬的那次會見,就援助中國的一五計劃問題,談了3點意見:1、經過第一個五年計劃,中國應當能制造汽車、飛機、軍艦。2、中國工業的發展速度一定很快,但是做計劃應留有余地,要有后備。3、蘇聯對中國的援助,價格便宜,技術也是頭等的。斯大林的意見,實際上表達了蘇方援助我國一五計劃的總方針。現在看來,在當時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陣營對我封鎖禁運,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不久,蘇聯的重建工作任務很重,再加上其還從未搞過這樣大規模對外援助的歷史條件下,他們對我國的援助確實盡了努力。

  當大局方針定下來且代表團各組工作大致步入軌道后,周恩來指定李富春代理團長,領導各組繼續與蘇進行具體談判。他和陳云、粟裕一行17人于9月24日先期返回北京。離蘇前周恩來親自將與蘇方往來的有關文件逐一清點,移交李富春秘書吳俊揚。蘇聯對中國政府代表團的接待工作,轉由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薩布羅夫負責。蘇聯國家計委極為重視,曾組織人員集中力量,著重審查中國一五計劃和要求援助的項目。中國代表團成員則分頭向蘇聯有關部、局介紹情況,交換意見。蘇方詳細地審查了全部地質資料。

  (三)

  10月至11月間,周恩來和陳云特地派遣地質部副部長宋應到莫斯科接受咨詢,并再度讓柴樹藩到莫斯科協助沈鴻等參與談判。1952年冬季,李富春去海濱療養期間,由宋劭文負責收集中蘇雙方會談情況,向李富春匯報并轉達他的意見。當時還成立了以李富春、蘇聯國家計委主席、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外貿部代理部長和總顧問組成的中心組,負責審查一五計劃輪廓(草案)中的問題。中蘇雙方多次進行小組會談和高級磋商,逐項予以落實,凡重大問題李富春都直接致電請示黨中央。每次周恩來都要仔細地閱讀這些電報,并與中央其他領導同志共同研究后,及時做出答復。

  為盡快擬定一五計劃,中蘇雙方傾注了大量心血,雖幾經修改但仍未成熟。進入1953年,中蘇兩國就經濟援助問題還在談判,可中國經濟建設的步伐卻不能再等待了,于是中國政府果斷決定按預定時間表開始大規模經濟建設,一五計劃以邊計劃、邊執行、邊修正的方式全面展開。

  3月5日,斯大林突然去世。8日,周恩來專程趕赴莫斯科,代表中國黨和政府參加斯大林的葬禮。期間,他利用工作間隙聽取了李富春關于同蘇方商談《一五計劃輪廓(草案)》的情況匯報和意見。他聽得非常認真,親自做記錄,回國后又整理成文,分送有關領導同志征求意見。斯大林喪事料理完后,談判才得以重新進行。蘇聯方面也加快了步子:蘇聯計劃委員會有14個副主席參加,分成十幾組,分別與中方各行各業對口談判。3月中下旬,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米高揚會同卡岡諾維奇、科西欽科、郭維爾等人兩次約見李富春,中方陪見的有宋劭文和袁寶華。米高揚代表蘇聯政府對中國政府的《一五計劃輪廓(草案)》提出如下意見:一是關于工業發展速度,原定每年遞增20%,但因建設時期與恢復時期情況不同,速度定高了,攤子就鋪得很大,力量分散。故計劃每年遞增14%或15%即可。二是中國工業發展的主要障礙是缺乏自己的專家和地質資料。這兩項工作須做在其他工作之前。

  蘇聯的幫助可以減輕中國建設的負擔,但畢竟很多工作要中國自己去做。設備不能完全依賴進口,能生產的要自己生產,這樣既可節省資金又培養了技術力量。三是中國一五計劃需大力發展手工業、小工業。手工業是增加財政收入和國民經濟積累的來源之一。四是要注意考慮農業。過去3年中國實行土改,農業收獲很大。但今后這樣的重要條件沒有了,就要另想辦法保證農業的繼續發展。要保證肥料,注意發展城鄉交流。五是鐵路建設意義重大。六是在財政、金融、商品流通方面,還要花力量研究,因計劃缺少財政和物資平衡。

  4月初,李富春給毛澤東寫信,匯報同米高揚會談的主要內容,并決定派宋劭文和錢志道回國匯報,請中央對一五建設方針、規模及蘇聯援助總協定主要內容作指示。4月8日,周恩來約宋劭文晚上10點鐘匯報。一直等到晚上12點,諸事繁忙的周恩來才辦完手上的急事來聽取匯報。他詳細詢問了蘇方對我國一五計劃的全部意見,并問道:“去蘇聯談判為什么拖了這么長時間?”宋劭文回答說:“因為蘇聯方面對計劃的平衡工作要求很高,對我國地質資料、技術水平和生產能力詢問得很詳細,而我們在這些方面的準備工作不足,使項目選址、施工設計、設備分交、技術人員培訓等計劃內容的落實,花費了不少時間。”周恩來說:“是啊!確定100多個援助項目,并要守約按時交付使用,確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為使周恩來對情況了解得更清晰,宋劭文將繪制的七八幅一五計劃受援項目進度曲線圖遞交上去,周恩來看了非常高興。從圖上可以對建設項目的廠址選擇、投資規模、開工日期、施工進度、交付日期、生產能力等參數,一目了然。圖表表明,我們的建設進度和投資安排,是逐年根據實際可能逐步地增長,而不是集中在幾年內跳躍式地增長。后來陳云看了這些曲線圖也極滿意。

  匯報時,宋劭文還講了請蘇聯專家給中國政府代表團講課的一些情況。周恩來對蘇聯經濟專家講的一段話很感興趣,讓宋劭文重復了兩遍。這段話是:“總產值的增長速度,要大于職工人數的增長速度,這樣才能保證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速度,要大于工資增長的速度,這樣才能保證國家的積累;技術人員的增加速度,要大于工人的增加速度,這樣才能保證技術水平的提高。”周恩來很贊賞這幾個觀點,并表示可以此作為今后開展經濟工作的指導。

  宋劭文還向周恩來匯報了蘇聯計委管綜合的同志說過的一句話:“平衡法是編制計劃的基本方法,要從需要算起,充分考慮可能,經過平衡,使計劃建筑在可靠的基礎之上。”他對這句話也留下了深刻印象,牢記在心。難能可貴的是,他把這種觀點具體運用在我國建設實踐中,并在“一五”時期形成他對經濟建設工作的指導思想,即:既要反對保守主義,又要反對急躁冒進,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

  最后,他們還談到償還蘇聯援助的方式和費用問題。周恩來聽取情況后提出:“待找有關部門計算、商量并報中央審批后,再作答復。”兩天后宋劭文又向中央政治局作了匯報,中央表示同意蘇聯政府對我國一五計劃所提建議,贊成蘇聯援助項目清單中砍掉的3類項目:沒有地質資料的;中國自己辦得了的;過幾年才能辦的。同意《協定(草案)》擬定的償還援助費用的方式和數量;并授權李富春代表中國政府在《協定》上簽字。隨后,宋劭文帶著中央寫給李富春的復信返回莫斯科。

  又經過兩個多月談判,中蘇兩國政府最終商定:今后5年蘇聯給予中國必要的援助,開工建設骨干工程。《協定(草案)》經中央批準后,1953年5月15日,李富春和米高揚分別代表中蘇兩國政府簽訂了《關于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政府援助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發展中國國民經濟的協定》(簡稱“5?15”協定)。中國代表團赴蘇談判援助中國的一五計劃歷時8個多月,取得圓滿成功。根據協議,1953年至1959年,蘇聯將援助我國建設與改建91個工業項目,加上1950年簽約援助我國的50個項目,共141個項目。1954年10月,蘇聯政府接受我國政府的請求,又追加援助15個項目。這樣“一五”期間蘇聯總共援助我國156個重點項目(簡稱156項):6個大型鋼鐵聯合廠,14個有色金屬冶煉加工廠,32個機器制造廠,18個動力及電力機器設備制造廠,26個國防工廠,23個煤礦,22個電站,1個煉油廠,3個制藥廠,1個造紙廠。

  《協定》規定,蘇聯政府每年負責培訓我國1000名實習生(包括管理人員、技術人員和工人),并向我國派出5個專家組、200名設計專家、50名地質專家幫助建設。蘇聯負責提供生產各項產品所需的制造特許權及技術資料,承擔70—80%的設計工作,供應占總價值50—70%的設備。中方負責20—30%的設計工作,承擔價值30—50%的設備制造,包括項目配套所需的輔助性的半制成品和成品材料。

  (四)

  我國一五計劃的編制工作,是在缺乏經驗和統計資料情況下,根據毛澤東關于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指示精神,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組織,陳云、李富春的具體指導和蘇聯的幫助下編制成功的。這一工作從開始時的6人小組,轉為后來的8人小組(1954年4月成立以陳云為組長的中央編制五年計劃綱要草案工作小組)領導。經反復醞釀,前后數易其稿,費時4年(1951年2月試編至1955年7月30日全國人大一屆二次會議通過),“邊建、邊改、邊學”終于編成并付諸實施。

  一五計劃制定與建設期間,從計劃的一次次修改、斟酌、完善而最終制定,到一步步付諸實施,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再到每個建設者,可以說是萬眾一心同舟共濟舉全國之力去做的。當然,開國伊始,大家對從未經歷過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還都是在艱辛摸索,所以黨內高層免不了對“反保守”與“反冒進”有分歧爭論。但都能夠暢所欲言,從國家發展的角度出發,而以民主集中制最終取得及時妥善處理和平衡達成一致。一次發生于1953年剛執行計劃之時,年度的國家財政預算中就反映出急于求成的傾向。在這種思想指導下財政盤子定得過大,基本建設鋪得過寬,大投資助長了盲目冒進傾向,導致這年全國城鎮人口從1950年的6000多萬猛增到7800多萬,全國吃商品糧的人口激增到2億,造成國家糧食供應的極度緊張狀況。精明心細、通盤統籌的周恩來很快就察覺到這種異樣狀況。6月19日他在政務會議上指出:“我們既要反對右傾保守,又要反對急躁冒進。”馬上組織相關人員搞出相應的解決辦法。因措施得當,全國經濟得以很快調整,重新回到正常發展的軌道上來。

  還有一次發生在1954年進行第5次一五計劃的編制過程中。建國之初全國范圍內大規模進行經濟建設,對于一窮二白的中國來說,很快就因缺少后勁而感到力不從心了。隨著建設規模不斷擴大,暴露出了很多問題:各條戰線之間發生經濟不協調不平衡的現象,說明“頭腦發熱、急躁冒進”的苗頭再次襲來。對此,陳云有針對性地及時提出建設只能與國家財力相適應的主張。周恩來第一個站出來支持陳云的主張。李先念也表示同意。大家卻沒想到經濟建設中反映出來的矛盾,也給黨中央高層決策帶來了明顯分歧與爭議。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周恩來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經濟建設方針,決定制止冒進,壓縮高指標,基本建設該下馬的要立即下馬。而中央主要領導人主張追加大額的基建投資。最后的結果是雙方都做了讓步與妥協,把1955年基本建設的規模定得比較小了一些。1953年6月15日,陳云就《一五計劃》初稿的有關問題,向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作了匯報。會后,他又組織人馬根據討論結果對初稿進行了一些修改。這年夏天,周恩來主持召開了全國財經會議。會議制定了一系列克服冒進傾向的措施。這樣,就使得1954年和1955年的經濟工作基本上沿著有計劃的軌道穩步運行。

  1955年3月31日,黨的全國代表會議對一五計劃草案進行了審議,決定原則通過《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草案)的決議》。6月,中共中央根據全國黨代會提出的意見,對草案進行了最后一次修改。6月27日,周恩來在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7次會議上,對將要提請一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審定的《第一個五年計劃(草案)》作了說明。10天后,全國人大一屆二次會議審議并正式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7)》。10月,毛澤東、劉少奇和周恩來赴廣州,用1個月對初稿作了最后的審議和修改。11月,陳云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花近半個月詳細討論了一五計劃的方針、任務、發展速度、投資規模和工農業關系,再次提出許多修改意見。

  因一五計劃是建立在大量調查研究基礎上,實行了決策民主化、施工程序化,經過嚴密組織,合理規定了國民經濟發展的比例和速度,較適合當時中國的國情。所以,到1957年底,一五計劃的主要指標大都大幅度地超額完成;蘇聯援建的156個重點項目有135個已施工建設,有68個建成或部分建成投入生產。“一五”期間,在蘇聯援助下,我國迅速建立起前所未有的新興工業部門,如飛機、汽車、重型機器、發電設備、冶金和礦山設備、精密儀表、新式機床、塑料、無線和有線電器材制造等。我國中部地區,建立起一大批新的鋼鐵、煤炭、電力、機械、有色金屬、化工和軍工企業,構成了我國工業布局的基本框架。至今,這些重點企業仍發揮著重要作用。“一五”期間,我國工業的發展速度遠遠超過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其成就同世界上其他國家工業起飛時期相比也是名列前茅的,充分顯示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一五”建設的成功經驗是多方面的,至今仍有很多值得我們認真加以總結和借鑒的地方。可以說,一五計劃為實現我國工業化打下了初步的堅實基礎。

  來源:《黨史文匯》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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